記者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喜，睡虎地十一號秦墓的主人，生在秦始皇時代，比秦始皇嬴政大三歲，死于始皇帝完成統(tǒng)一中國大業(yè)之后四年，是秦朝的基層小吏。他短短四十六年的生命，在歷史長河里，不過是一個平凡而脆弱的瞬間。

兩千多年后，歷史學家魯西奇用零落的材料，試圖在那個遙遠而陌生的時空里找到喜，理解他所處的世界。他回憶自己在尋找喜的過程里常感到淡淡的恐懼，一是害怕喜看到他的研究后覺得“這根本不是我的世界”，二是在深入材料后仍能體會到秦朝超越兩千年時空的威脅感。“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這首先秦人民嘆時代之苦的歌謠傳唱了一代又一代，或許也曾經(jīng)過喜之口。

魯西奇埋頭喜的相關(guān)材料十余年，將發(fā)現(xiàn)書寫在了《喜：一個秦吏和他的世界》里。日前，歷史學家羅新與魯西奇圍繞這本新書展開了一場對談。羅新是魯西奇的研究好友，在對談中，他回憶了二人交往的緣起：他們曾共同參加同一個學術(shù)會議，羅新在會上倡導歷史學界應該多關(guān)注底層與普通大眾的視角，他發(fā)言結(jié)束后，魯西奇才進門，并在后來的講話里表達了幾乎一模一樣的觀點。羅新聽罷感動又振奮，二人一拍即合，決定組織一套小叢書，專門關(guān)注普通大眾的歷史。

歷時數(shù)年，魯西奇寫出了《喜：一個秦吏和他的世界》一書，想象自己站在秦吏喜的位置，借他的眼睛審視巨大帝國的統(tǒng)治機器；羅新今年也將推出《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他利用墓志等史料勾勒了北魏宮女王鐘兒跌宕起伏的一生，從她的視角呈現(xiàn)半個多世紀的北魏歷史。

近年來，敘事化微觀史寫作熱度頗高，魯西奇否認《喜》采用的是這類寫作方式。他坦言敘述不是自己的長處，書中聚焦的并非喜的個人生命史，而是借喜的眼睛觀察他所處世界的結(jié)構(gòu)，“我有明顯的結(jié)構(gòu)化傾向，這是我的長處，我的研究都是空間的、地理的……”在前言部分，魯西奇強調(diào)歷史學者的使命之一是“在歷史中發(fā)現(xiàn)人”，他認為自己的入手點是國家，但這并不矛盾，因為“人都在國家里，只有弄清楚了一個國家，才有可能理解人的一生”。

魯西奇說，他在書里想呈現(xiàn)的，是喜怎樣從一個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演變成為一個帝國統(tǒng)治體系的官僚符號。通過戶籍制度、軍功爵制、鄰里的軍事化編排等，秦朝將每一個黔首都固定在國家控制體系的特定位置上，使之從軍應役、立功受爵、交納租賦，在有必要或有利時舉報同伍、同里的鄰居，并在戰(zhàn)場上形成生存共同體。

在《喜》的第一部分，魯西奇主要關(guān)注喜作為人的自然性，包括身體特征、家庭與情感。第二三部分轉(zhuǎn)向社會性與國家權(quán)力機構(gòu)，以及人的自然性是如何被這些制度結(jié)構(gòu)所沖淡的，“這些人的身份都是國家從外部強制賦予，每個人不得不沿著國家給定的路徑去生活。我所描述的并不是喜作為一個人的一生，恰恰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喜的非人化的過程。”

相較于魯西奇的《喜》專注時代性的社會結(jié)構(gòu)書寫，羅新的《漫長的余生》是一個更具敘事性的文本，圍繞著主人公王鐘兒的生命歷程展開。王鐘兒30歲之前是一個南朝官員家庭的太太，經(jīng)歷戰(zhàn)爭作為俘虜被抓到北方，成為了完全失去自由的宮女。王鐘兒作為北魏宮女又生活了五十六年，最終活到86歲，所以羅新把她的故事命名“漫長的余生”。 

十多年前，羅新讀到王鐘兒的墓志，一直想把這個故事寫下來。他既希望大部分讀者會覺得有意思，更擔憂這一故事從歷史學學科內(nèi)部而言是否有意義，同行在讀過之后能不能提出一些問題。羅新說，“我想，我是努力在讓我感興趣的歷史故事和我希望完成的歷史學科意義之間找到平衡。”

羅新認為，《喜》把這一平衡處理得很好，一方面它對史料的運用讓人耳目一新，比如在對喜的家庭生活和男女關(guān)系的研究中，魯西奇使用了大量《日書》的材料——《日書》是古人選擇時日吉兇的參考書，記載一年中每一天是否適宜婚嫁生子、喪葬農(nóng)作等各項活動。這類材料在秦簡中很常見，但使用得特別且有說服力需要作者具備極深的功力。另一方面，《喜》的形式也讓它不是無聊的讀物。羅新指出，相比于文學和社科研究，很多人都忽略了形式對歷史學的重要性，不同的內(nèi)容、材料、問題適合的形式各有不同，“史學也是很在乎形式的，形式能夠表現(xiàn)一個人的創(chuàng)造力。”

《喜》的另一個特點是關(guān)注秦朝普通人的生活，寫秦朝卻未寫秦始皇，這在此前的秦史研究中十分少見。魯西奇在前言中解釋說，自己沒有寫秦始皇，是因為覺得世界基于每個人的存在才有意義，秦始皇和一個普通民眾看到的世界是全然不同的。 “公元前三世紀下半葉的世界，不是秦始皇一個人的世界，而是無數(shù)人的世界……要將歷史的‘世界’‘還原’為無數(shù)人的世界，而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些人的世界，”唯其如此，才能看到所謂盛世背后的復雜性。

羅新很認同呈現(xiàn)秦朝復雜歷史的意義，“說到過去的秦朝，人們常常會想起浪漫的、英雄交響樂式的往昔，但實際上，往昔是具體豐富的，也有痛苦的地方。”他以書中常出現(xiàn)的名詞“新地”/“舊地”、“新黔首”/“舊黔首”舉例，它們出現(xiàn)的背景都是秦朝時期的征服戰(zhàn)爭，而“太多人把大一統(tǒng)的戰(zhàn)爭浪漫化了，卻忽視了它有很可怕的、痛苦的那一面”。羅新也強調(diào)，今天的歷史學家有責任呈現(xiàn)歷史的多個面向，“歷史是復雜的，我們接受單一面向歷史教育的人，對現(xiàn)實只有單一的理解，我們作為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把復雜呈現(xiàn)出來 ?！?/span>

魯西奇也指出，秦朝是一個身份制的時代，人們的不同身份決定了不同的生存軌跡和生活狀態(tài)，“身份高的人可以享受榮華富貴，跟秦的官僚體系走得越近，所得到的名與利就越多；不自量力反秦的人，就可能被發(fā)配到巴蜀去。”這樣的制度超越了作為個體的每一個普通人，并且長久地存在著。他常和朋友調(diào)侃，否認自己寫的是“秦史”，因為類似的苛政并非只限于秦。“始皇帝無所不在、無時不在，雖然秦朝是一個短命王朝，但就秦制而言，二世三世至于萬世的夢想是實現(xiàn)了的，這個做到的核心點是什么呢？我覺得就是兩個，一個是身份制，一個是層級制的官僚制。”在魯西奇看來，這二者是制約中國歷史2000年以來發(fā)展的最核心的兩項制度。從這個角度來說，書中的全篇都寫的是秦始皇，“你千萬別說我沒寫秦始皇，你讀這本書的時候你一定要想到，始皇帝在里頭，在每一個字里頭，”魯西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