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3期主持人 | 陳佳靖

你有多久沒光顧報刊亭了？還記得上一次在報刊亭買過什么雜志嗎？

近年來，隨著數(shù)字化閱讀的興起，報刊亭原有的文化功能逐漸式微，細心的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城市中的報刊亭正日趨減少。前不久，網(wǎng)絡上流傳出杭州將拆除所有報刊亭的消息，很多網(wǎng)友對此表示不解和不舍。事后相關部門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杭州的報刊亭不會全部拆除，而是進行整改提升，將由最初的300多個減少至69個并以新的面貌出現(xiàn)，但從大幅削減的數(shù)量上看，杭州報刊亭走向衰落的命運似乎不會改變。

在杭州以外的其他城市，報刊亭的現(xiàn)狀也不容樂觀。事實上，自2008年起，全國主要城市的報刊亭數(shù)量就在逐年下降。網(wǎng)易新聞曾做過一次大型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2008年至2013年，全國共拆除10468個郵政報刊亭；北京曾是全國報刊亭數(shù)量最多的城市，在2008年擁有2510個，而五年后僅剩下1484個。這些消失的報刊亭一部分是由于經(jīng)營不濟而倒閉或因經(jīng)營資質(zhì)問題被整改，還有很大一部分是被管理部門以“影響市容”“占道經(jīng)營”“阻礙交通”等名義拆除。例如，2009年，江蘇無錫城管部門就以整治市容環(huán)境為由大規(guī)模拆除遍布城區(qū)的1241個報刊亭和便民亭；2012年，鄭州實施“退路進店”工程，拆除全市共計421個報刊亭，使得鄭州成為第一個報刊亭徹底消亡的省會級城市。

自此之后，每次有報刊亭大面積拆除的消息，都會掀起民眾對報刊亭是否值得被保留以及是否需要轉(zhuǎn)型的討論。在互聯(lián)網(wǎng)尚未興起的時代，報刊亭曾為無數(shù)人提供文化讀物和便民服務，這些綠色的小亭子看似不起眼卻五臟俱全，遍布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老年人習慣去社區(qū)附近的報刊亭買上一份報紙，了解一天的大情小事；學生們總在放學后圍著校門口的報刊亭挑選青春雜志，順便買飲料零食；上班族在等公交之余，隨手翻閱路邊的報刊，有時也將報刊亭當做遮陽避雨的驛站……可以說，報刊亭已經(jīng)融入了很多人的生活，即使如今其功能逐漸被取代，它仍不失為城市的一道文化風景，是一代人不可缺失的文化記憶。

受到新媒體的沖擊，許多曾經(jīng)人人捧讀的雜志報刊，如《意林》《讀者》《青年文摘》《故事會》等，已經(jīng)失去了過去的受眾群體，甚至面臨停刊，報刊亭也不再是人們挑選讀物的主要方式。但這是否意味著報刊亭就不再重要，不可能重現(xiàn)生機？從世界范圍看，報刊亭在各國都面臨危機，但轉(zhuǎn)型也并非不可取，關鍵還要看決策者是否有決心讓報刊亭在城市中發(fā)揮作用。以巴黎為例，該市報刊亭數(shù)量在2005年一度下滑至260家，市政府立刻調(diào)整管理經(jīng)營模式，投入大量資金對報刊亭進行升級改造。2011年，巴黎市政府進一步放寬報刊亭的經(jīng)營范圍以提升其市場競爭力，除報紙雜志外，報刊亭還可銷售各類市政出版物，例如城市導游手冊、交通地圖、明信片，旅游紀念品等。到了2016年，巴黎報刊亭數(shù)目已增至近350家，其墨綠色的外觀和古色古香的設計與奧斯曼風格的街道相得益彰，如同倫敦的紅色電話亭、紐約的黃色計程車一樣，成為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文化標識。在中國，報刊亭是否可能具有同樣的生命力？我們又該如何賦予這些城市文化地標一個新的未來？

01 雜志window shopping一去不復返，閑逛發(fā)現(xiàn)的樂趣也消失了

潘文捷：有段時間大家都想要長大后開書店開咖啡館，其實開個報刊亭就很好，坐在里面看書看報還能數(shù)錢，完美。《揚子晚報》《現(xiàn)代快報》是當年極受歡迎的報紙，版面非常多，但學生一般不會自己買。中學時有些同學在傳閱郭敬明主編的《最小說》，看韓寒的似乎有點看不上看郭敬明的，他們覺得自己有點特別。更多的同學沒有很多課本以外的閱讀需求。我買過一年的《萌芽》以及上海版的《少年文藝》，但不論是上海絕戀還是前述兩本雜志，描寫的生活都離我有點遠。江蘇版《少年文藝》買了起碼有三年時間，印象里剛開始不到4塊錢，超級無敵好看。這個雜志當時選文章極其厲害，舉個例子來說，有次把雜志帶到學校，同桌（一個后來在中科大就讀的純理工生）也說很好看，他讀的是我之前完全沒印象的文章，是劉慈欣的《帶上她的眼睛》。

上大學后對北京的一大印象就是報刊亭好大呀，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敞開式的報刊亭，書報雜志陳列的規(guī)模是我們縣城（雖說也位列全國百強縣）的n倍，還有賣面包礦泉水、煎餅果子烤冷面，甚至還可以兌換零錢，有段時間流行一句話叫“這盛世如你所愿”，我那時候覺得北京的報刊亭真的如我以及超出我所愿，就這文化氛圍把我狠狠地鎮(zhèn)住了。老師要求每天讀一篇《紐約時報》社論的時候，我們幾個同學還傻傻地認為既然在北京，那么報刊亭一定會有賣這份報紙呢！學校里一度流傳著五道口的報刊亭養(yǎng)活一家八口的傳說，如果是真的也太令人羨慕了。

徐魯青：太巧了，我小時候的夢想就是當報刊亭老板，這樣我就有源源不斷的漫畫書可以看?！秲和膶W》11元兩本，后來增刊到三本一共20元，但誰又喜歡看純潔天真又無聊的故事呢？小學總是攥著這筆父母給的巨款偷偷買五塊錢的《漫畫Party》和《知音漫客》，看考試0分的邊緣學生《阿衰》連載漫畫?！兑饬帧泛汀陡裱浴肥怯脕韺懠倌＜偈降目紙鲎魑牡?，我總是引用，從不當真?！豆适聲泛苡幸馑迹依硕际泄终?、懸疑奇情各種文學類型，文風好像秉持一分鐘內(nèi)讀者不上鉤就算編輯輸?shù)脑瓌t。再大一點就是讀《南方周末》和《三聯(lián)生活周刊》，晚自習時給南周寫信，會登在小小的讀者來信中欄，現(xiàn)在回憶起那幾年也是紙媒最后的高光時刻，這種讀者與刊物的互相往來，后來再未如此鄭重了。到了高三，11元的《讀書》一小冊可以看上好久，而現(xiàn)在小冊子變成了C刊，沒有了機敏的雜談和閑話，在身邊的報刊亭也已經(jīng)找不到它了。

我慶幸自己趕在報刊亭消失之前度過學生時期，報刊亭很大程度塑造了我的閱讀路徑，我可以步行幾百米就買到想要的雜志，并能在一排排擺放的雜志里翻找新的、沒讀到過的好刊物，用中學生也不覺得昂貴的價格買下它們?，F(xiàn)在無論是在上海還是我的家鄉(xiāng)，都已經(jīng)找不到報刊亭了，我有時出于懷舊心態(tài)在某魚上下單《三聯(lián)生活周刊》，雜志輾轉(zhuǎn)三四天送到菜鳥驛站，期待感就在時間和距離里被磨平消耗，像吃一桌冷菜冷飯。

姜妍：中學時候買的最多的是《體壇周報》，那會兒沒有零花錢，都是從午餐費里節(jié)省出來的。上大學因為讀的是新聞系，幾乎每天都會買一份都市報，每天早上一邊上課一邊看，中午再拿報紙當墊桌布用餐。還會私下里比較哪家的報紙油墨比較好，讀完不會沾一手。

董子琪：小時候家路口邊一左一右一共兩家報刊亭，老板會把新到的雜志用夾子掛在外面，作為招攬宣傳。《兒童文學》的封面總是很吸引人，我因此也買過不少《兒童文學》和《少年文藝》，買來就反復揣摩，比讀世界名著還認真，其中有些篇目文辭優(yōu)美，有些則想象力過于豐富給我留下了陰影，到現(xiàn)在都能全文復述。還從報刊亭買過一種叫《童話世界》的雜志，只買到過兩次，全彩色印刷，一本十塊錢，在90年代算是相當奢侈的讀物。當時看一個穿越連載故事看了半截，后來再去，老板總說還沒到還沒到貨，后來終于死心了，大概銷量實在太差，老板只是在敷衍我。南大浦口校區(qū)里也有嵌入式報刊亭，一邊是報紙雜志，一邊是牛奶鋪，好多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就站著一面翻八卦雜志一面喝牛奶，等喝完牛奶上課時明星緋聞已經(jīng)流傳開了。記得工作后還常從報刊亭掛出來的雜志里選購《收獲》某一期，但不知道什么時候起報刊亭全都不見了，要買雜志竟然只能是旅行時在火車站或機場的書店，或者是網(wǎng)上全套訂閱，雜志window shopping的年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閑逛發(fā)現(xiàn)的樂趣也消失了，這對一些封面好看、標題吸引人的雜志實在是不公平。

葉青：看到大家讀的刊物我好慚愧。我初高中的時候是港臺娛樂周刊的忠實讀者，每周一學校前的小書報攤一定會有我的身影。左頁是Lady Gaga又穿了某件驚世駭俗的服裝，右頁是徐濠縈流連奢侈品店（圖片的某個角落還要配上陳奕迅一臉無奈的圓形頭像），配上港臺娛樂媒體的犀利標題，當時覺得有意思極了。還有《猛鬼故事》，膽子小又想看，讀完嚇得要悶在被子里開著燈睡覺，廁所都不敢上。我當然知道這些故事都是假的，但還是留下了諸多童年陰影，以至于我成年后走夜路時都不敢頻繁回頭——有個鬼故事里的說法是人的肩上有三盞燈，每回一次頭便會熄一盞，三盞都熄滅后……

上一次（試圖）去報刊亭買雜志已經(jīng)是2017年的事。伊莎貝爾·于佩爾來國內(nèi)參加朗讀杜拉斯的活動，《周末畫報》做了她的專訪，作為自詡的武侯區(qū)于佩爾第一粉頭，我怎么能不收藏！在街上轉(zhuǎn)了老半天，才發(fā)現(xiàn)記憶中的報刊亭都不見了。雜志上的專訪，就像姜妍經(jīng)常提到的，礙于篇幅，問答的選擇會更精煉。我還記得于佩爾那期最后一個問題是問她作為大眾心目中女性自由和獨立的代表，以后打算為女性權(quán)利做點什么，于佩爾答道，“不，我就是個女演員，還能期待我做什么更多工作呢？”

02 人們嘆息報刊亭的消失，是想念和鄰人擁有更緊密連結(jié)的生活

徐魯青：前幾天在Sixth Tone看到一篇文章討論了報刊亭的消失現(xiàn)象，文章認為報刊亭的興盛和消失都不是單一的市場行為，報刊亭的增加同90年代下崗潮中的就業(yè)扶持政策息息相關，之后報刊亭除了售賣刊物和雜貨，也承載了社區(qū)交流的功能。文章還引用了2021年上海一個中學生寫給《中國青年報》的信，呼吁政府重視報刊亭的社區(qū)價值，它既是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間，也為社區(qū)老人提供了便利，值得作為公共設施得到政府補貼，“報亭不盈利只是個經(jīng)濟問題，街道上的綠化需要公共財政去負擔，書報亭作為居民文化生活的綠洲，為什么不能獲得財政補貼呢？市容美觀固然重要，居民的精神生活也不應該因此受困！”這封中學生的來信中這樣寫道。

我記起小學放學后就跑去報刊亭蹭漫畫，再順便幫門衛(wèi)娭毑捎上一本《故事會》。初中我和報刊亭大哥都憤世嫉俗郁郁寡歡，后來我們成為了朋友，最后一份《南方周末》他總給我留著。高中邊上的報刊亭蔡嗲嗲是全校明星人物，他總是記得我們的名字和愛看的雜志，會給我們備著創(chuàng)可貼、水和雨傘。他去世時我們在報亭上貼滿了悼念紙條，送葬的車繞學校一周，學生老師都跑到馬路上送他。報刊亭可否得到公共財政支持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我想，人們嘆息報刊亭的消失，除了懷舊天性，除了對紙刊的偏愛，也是想念和報刊亭老板閑聊，和鄰人擁有更緊密連結(jié)的生活。報刊亭能讓城市更有人文關懷嗎？我存疑，但或許能讓現(xiàn)代生活少一些原子化，多一些人與人的交集。

姜妍：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京報》，報社為了讓大家對讀者群體有更清晰的畫像，每年會組織采編團隊去報刊亭里賣報紙。兩個人守一個報刊亭，每個人要賣出去20份，還要穿上黃馬甲，也就有了一些故事。比如當時部門里跑話劇的姑娘是個身材高挑的美女，和另一個編輯組隊賣報，第二天編輯回來分享說，一個買報紙的人停在路邊看著我們的話劇記者，感嘆“長成這樣，干點什么不好”。另有一位娛樂記者賣報紙的時候碰見一位外地同行，聊了幾句，對方聽說我們采編全員上街賣報，抑制不住內(nèi)心的同情，大聲問道“你們報紙這種情況有多久了？！”。

董子琪：報刊亭消失的最大影響，就是我對有哪些報紙雜志都關注些什么內(nèi)容和主題，不再有概念了。那種瀑布一覽式的設置，那種在攤前想要翻閱感興趣的篇目又不好意思的心情（老板問，你買什么，我說我看看我看看），并非帶有原本目的的、safari式的閱讀捕獵都消失了。報刊雜志和書籍是不同的，前者的即時性與共同感熱情地維系著讀者群體，并推動這個群體影響更多的人。更不用說報刊亭對于街區(qū)的意義，《人行道王國》中社會學家米切爾·鄧奈爾通過書刊攤老板找到“街道之眼”，這是多么聰明的做法！書刊亭老板正是觀察整個街區(qū)人們的面貌與心靈的重要線索，如果在我們這兒做調(diào)查，要把哪兒作為突破點呢？

林子人：和子琪同感。我如今偶爾會買雜志，但因為書報亭這樣的線下購買渠道大大縮減，我基本只能在雜志自營網(wǎng)店購買。不知怎的，可能是因為閱讀熱情最旺盛的時候其實是看到雜志封面并激情下單的那一瞬間吧，等雜志真的快遞到我手里的時候反而不想讀了，現(xiàn)在躺在書架上塑封都沒拆的雜志還有好幾本（捂臉）。如今買雜志都是我知道我想讀XX然后去買，閱讀視野反而比以前窄很多，那種所有報刊都攤在你面前、隨便看看時一個有趣的標題吸引你買下來一探究竟的體驗已經(jīng)很少有了。紙媒的消退和書報亭的消逝哪個是因哪個是果，或許也是可以探究的問題。

除了報刊亭，新華書店也面臨轉(zhuǎn)型的問題。去年年末滬上的一則重要新聞是福州路上海書城暫時閉店，準備裝修轉(zhuǎn)型為“新型書店”。許多上海市民特地前來趕在閉店前最后買一次書，以此懷念這家開了23年的老書店。我雖不是上海人，但挺能理解他們的心情的。在我小時候，民營獨立書店幾乎不存在，杭州解放路上的新華書店和慶春路上的購書中心占據(jù)著絕對的市場統(tǒng)治地位，我不知道在里面消磨過多少挑書以及在書架旁席地而坐看書的時光。在我讀書的時候，新華書店還沒有如今的那種“教輔童書采購地”的刻板印象，而是所有年齡段的讀者都會去、都能找到心儀之書的地方。新華書店轉(zhuǎn)型的呼聲已有很多年了，我家附近的新華書店有的開辟了24小時書吧，有的縮小了營業(yè)規(guī)模。這些年民營書店尤其是網(wǎng)紅書店出現(xiàn)了不少，分流了一波年輕讀者，可能新華書店確實越來越“不合時宜”了吧，但每次想到還是會勾起我的很多童年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