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莉亞·埃利奧特（Andrea Elliott）是《紐約時報》記者，曾獲普利策獎。2013年12月，她在報紙上連載了五期系列報道，探討了一種在紐約盛行的流行病——無家可歸。報道講述了達薩尼·科茨的故事，這個11歲的女孩與家人生活在布魯克林一個破舊的收容所里。埃利奧特在后來近十年間持續(xù)跟蹤著這個家庭，她去年出版的處女作《看不見的孩子：紐約市的貧困、生存與希望》（Invisible Child: Poverty, Survival and Hope in New York City）記錄了這家人的經歷。埃利奧特的娘家在皮諾切特時代逃離智利，她如今和兩個孩子住在紐約。

你是如何選中了達薩尼？

埃利奧特：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希望被傾聽、可以向我講述自己貧困成長經歷的孩子。給故事的主人公發(fā)聲機會是極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溝通也很重要，我認為最好的寫作和報道都建立在親近的基礎之上。她還是個孩子，幾乎不可能保持安靜，她有很多話要說，我也不想錯過任何細節(jié)。

與這個家庭維系情感聯結困難嗎？

埃利奧特：我寫這本書的九年來——從2012年10月到2021年8月，確實與這個家庭越來越親近了。他們喊我“德雷亞”，這是我高中時期別人對我的稱呼。德雷亞很矛盾，因為她在那里觀察著這家人沮喪的時刻，但也有歡樂的瞬間，然后將它們轉化為文字——書中有很多歡快而幽默的記述，人們似乎并不期待如此。德雷亞是在場的，因為她無法不在場——他們吸引著我，我也關心他們。一方面，我處處都想幫助他們；可另一方面，我的工作職責要求我盡可能不要成為故事的一部分，這二者真的很難調和。

達薩尼讀過這本書嗎？她是怎么想的？

埃利奧特：我在五天的時間里給達薩尼和她的姐姐阿維安娜讀了這本書，一行一行地讀。這真的很艱難。這個過程中，我們常會陷入深深的悲傷，但也有許多笑聲。她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讓我停下來，說：“這好像不是我的原話，德雷亞，也許它更像是這樣......”比起其他任何意義，我更愿意把這本書看作是一場見證——我見證并且記錄下了這樣的家庭所面臨的現實。

你對這個故事的講述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它的結果？你選擇了達薩尼，這肯定改變了她應對你和應對世界的方式。

埃利奧特：我問過達薩尼這件事，她以后會公開談論這一切，目前她對此還有點害羞。她對其他事情都不害羞，但她對這件事很害羞，更希望我來替她發(fā)聲。她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可以算作是我的回答：發(fā)生在達薩尼身上真正的好事是那些她自己促成的事，舉例來說：被健身大師發(fā)掘。這個孩子是個非凡的運動員，她也是完全憑借自己實現這一點的，我絲毫不想邀功。另一個例子是進入赫爾希學校（一所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有天賦的孩子提供受教育機會的免費寄宿學校），我相信她是憑借自己的實力進去的——她的姐姐就沒有被錄取。很有可能是學?？吹搅藵撛诘睦?，才給我行了方便。我認為他們也看到了背后的風險，可能會出大問題，事實也確實如此——她被學校開除了。

最讓我吃驚的是，盡管我在場，這個家庭還是被拆散了。我覺得，作為記者，我們在充滿壓迫的地方和系統(tǒng)中越是保持沉默，才越有可能看到現實。

你曾有過絕望的時候嗎？

埃利奧特：我很難在他們的痛苦中談論我自己的痛苦，因為他們的痛苦比我能想象的要大得多。但我認為也有必要表達，我所目睹的事情永遠地改變了我，或是像鬼魅一樣至今糾纏著我，其中最首要的一件事就是兒童保護組織來找那些孩子的時刻。我了解這對父母，我知道他們和孩子之間的聯結，我知道這個家庭是充滿了愛的。沒有人遭受過虐待，這些孩子被（從父母身邊）帶走僅僅是因為貧窮的緣故——就是人們通常說的“疏于照顧”。

你和這個家庭還保持著聯系嗎？

埃利奧特：我和這個家庭的關系不會結束，永遠不會。他們了解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了解他們。我是一個單親母親，我與孩子的父親共享監(jiān)護權。這些年里發(fā)生了很多事，讓香奈兒（達薩尼的母親）和我越走越近，她教會了我如何解決問題，如何成為一個更強大的人。我在書中也談到了我的弟弟，他是個癮君子，在幾周前去世了。這個采訪是我在他去世后接受的頭幾個采訪之一，這件事對我來說很私密。香奈兒認識他，也給了我一些特別好的建議來處理他的酗酒問題。某些事情是跨越階級、跨越種族的，酒精成癮就是其中之一。

（翻譯：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