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工廠日記》

西蒙娜·薇依是20世紀重要的法國哲學家與社會活動家。她出生于巴黎的一個富裕中產(chǎn)家庭，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巴黎高師畢業(yè)，畢業(yè)前的一個假期里，她跑到諾曼底一艘漁船上勞作。在高師學習期間，她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和工團主義，為了真正感受到被壓迫者的處境，薇依拋下了哲學教師的身份進入工廠。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她輪流做切割工、包裝工和銑床工，經(jīng)歷疾病、事故、解雇的折磨。后來，她赴西班牙參加了反對法西斯政權(quán)的戰(zhàn)爭，還在二戰(zhàn)時積極參加法國抵抗運動，最終因為過度勞累、營養(yǎng)不良，在34歲時去世。她的營養(yǎng)不良也源自她在戰(zhàn)區(qū)控制進食，絕不超過敵占區(qū)同胞的食物定量標準。

薇依曾在《伊利亞特，或力量之詩》中寫到工廠的感受：“力（force）把任何受者變成了物。力行使到極限，就把人變成了最字面意義上的物，變成了尸體。”在這本《工廠日記》中，薇依記錄下自己的觀察、工友的遭遇、工作時間和收入、肉體和精神的痛苦，以及她對這段經(jīng)歷的哲學和道德上的思考。這本書是一份原始的文件，薇依在其中沒有抒情，也沒有感傷，客觀地記錄下了自己的感受。

《夜櫻與四季》

暮春的上海，在天臺上和人爭論自己劇本的戲劇系女大學生；夏季山洪過后來鎮(zhèn)上尋找愛人，卻決定與之分手的女人；越來越濃的秋意里，執(zhí)著想要找回失蹤丈夫的外來船員的妻子；冬日龐大的北方城市，選擇放棄過往，獨自面對絕癥父親的女兒……

曾任財經(jīng)記者的張玲玲，在《夜櫻與四季》中書寫了在一〇年代的中國大地上，行走和漂泊著的女性們的生活。這些不同的女性角色流轉(zhuǎn)于南方和北方，城市、小鎮(zhèn)和漁村，是這個時代在不同城市和緯度之間行走的漂泊者。

《兩種孤獨》

1967年，《百年孤獨》出版，《綠房子》獲獎，巴爾加斯·略薩和加西亞·馬爾克斯都還是年輕的小說家，他們在利馬舉行了一場怪異至極的對談。這也是未來的兩位大作家一生里唯一的一次對談?？v使在一年后，馬爾克斯寫信給略薩，對出版社將對談內(nèi)容整理成書表示了拒絕，但仍然控制不住這本對談集成為馬爾克斯被盜版、影印和地下傳播最多的作品。

馬爾克斯與略薩是拉丁美洲“文學爆炸”四主將之二，略薩來自秘魯，201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馬爾克斯來自哥倫比亞，在1982年獲獎。他們的對談連接了人生與文學、理論與實踐、幻想與現(xiàn)實，50年后，這次對談讓我們得以重溫“拉美文學爆炸”之初的盛況。馬爾克斯如此談到他對寫作的理解：“我和巴爾加斯·略薩的看法一樣：作家永不妥協(xié)，不管他身在何處。他的作品就是自不斷抗爭的狀態(tài)之中誕生的。這與不同社會秩序孰優(yōu)孰劣無關(guān)。當完美的秩序到來時，作家依然不會滿足于現(xiàn)狀：人世間的事總會有改進的余地，作家也就總會有理由創(chuàng)作新的作品?！?nbsp; 

《石頭的故事：中國古代傳說與<紅樓夢><西游記><水滸傳>》

中國人最耳熟能詳?shù)娜棵?jīng)典《紅樓夢》《西游記》《水滸傳》，都與石頭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水滸傳》中一方神秘石碑的發(fā)現(xiàn)，《西游記》里那傳奇石猴的出世，以及《紅樓夢》中一塊被遺棄神石的來由。

在《石頭的故事》一書中，杜克大學教授、麻省理工學院中國文化教授王瑾，對中國古代石頭傳說進行了重建，構(gòu)建了“石頭的神話字典”。王瑾用互文性研究的西方文學理論工具，比較了《紅樓夢》《西游記》《水滸傳》三部作品，闡明石頭故事的種種含義，從《紅樓夢》主人公的分裂型人格、《西游記》中石猴的矛盾性格，到《水滸傳》的敘事結(jié)構(gòu)等。王瑾認為，中國人似乎可以超脫出有形狀態(tài)來看待石頭，將它理解為一個儀式或美學詞匯中的象征。正是由于石頭擁有氣的特性以及一定的靈性（而不是其恒久的特性），它才能在藝術(shù)與文學作品中擁有這般地位。

《早期中國的鬼》

在佛道二教尚未興起之前的中國，人們認為鬼從哪里來？它們長什么樣？人們?nèi)绾握J知和對待鬼？又如何想象它們與生人的關(guān)系？“鬼雖然是一種想象的存在，但如果沒有它們，世界就不完整。有關(guān)生命的一些最重要的信息和最深刻的反思，是通過鬼的作用來完成的……”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蒲慕州在《早期中國的鬼》一書中如此寫道。

中國古代有一個鬼的世界，這在廣被接受的文化話語體系或宏大敘事中并不明顯。然而，這個陰暗的鬼世界一直是中國過往的一部分。想要完整認識中國，洞察歷史與人心，就不能不了解鬼。蒲慕州從宗教、歷史、社會理論、心理認知等多角度，追溯了從遠古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的鬼觀念，并將中國的鬼與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和美索不達米亞的鬼進行比較，揭示了每種文化的個體特征。

《理性的暗面：非理性的九幅面孔》

公元前5世紀，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萬物皆數(shù)”，世界上只有整數(shù)和分數(shù)（有理數(shù)）。希帕索斯卻發(fā)現(xiàn)了令人震驚的“無限不循環(huán)小數(shù)”，即無理數(shù)，令該學派感到恐慌。畢達哥拉斯學派曾全身心地敬拜以數(shù)學為代表的理性，但無理數(shù)的存在讓數(shù)學家發(fā)現(xiàn)，崇拜對象的核心存在著非理性。

夢、情緒、欲望、毒品、酒精、冥想、神秘主義、陰謀論……實際上，非理性囊括了大部分人類生活，或許還掌控了大部分人類歷史。也許它一直大權(quán)在握，從公元前5世紀希帕索斯因揭示無理數(shù)的存在而被殺，到推特暴民的興起和特朗普的當選，非理性似乎都是人類生活不可避免的一個特征。

在《理性的暗面》中，巴黎第七大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教授賈斯汀·E. H. 史密斯試圖走出狹義的科學技術(shù)史，進入社會史和政治史，因為后者的歷史篇章恰恰具有這種辯證運動的特點：從投身理想，到發(fā)現(xiàn)在運動中存在著與理想對立的、無法消除的張力，直至最終陷入理想的對立面。從古到今的非理性事件讓他意識到，任何理性的勝利都是暫時的和可逆的，以及任何試圖一勞永逸地將事物條理化的努力，遲早都會以非理性的爆發(fā)告終。

《邊緣圖像：中世紀藝術(shù)的邊際》

在中世紀，“邊緣的”（marginal）一詞首先適用于書寫文本的書頁。邊緣藝術(shù)的繁榮、閱讀方式的變化、識字能力的提高，和作為社會控制手段的文本記錄的增加息息相關(guān)。作為一種補充，頁邊處書寫的文本能夠注解、戲仿、革新或挑戰(zhàn)文本的權(quán)威性，又不會徹底地否定它。對中世紀的人們而言，邊緣是雙關(guān)、倒錯和轉(zhuǎn)化之地，是社會對立和心理沖突上演的場所。

《邊緣圖像》是首部從歷史和批評的角度探討中世紀邊緣藝術(shù)的專著。曾任芝加哥大學藝術(shù)史系教授的邁克爾·卡米爾聚焦中世紀藝術(shù)的”邊緣”。無論是常常出現(xiàn)在祈禱書頁邊的放肆無禮的丑角，還是教堂外墻上頗具嘲弄意味的滴水獸，都身居邊緣地帶，孕育著反抗中世紀社會束縛的力量。

《菌中毒》

一到端午之后，云南的醫(yī)院里就開始出現(xiàn)吃菌子中毒的人。如果一起吃飯的朋友一直用手捂著腦袋，告訴你他變成了一瓶礦泉水，生怕一搖晃，水就從腦袋里潑出來，云南人并不會覺得驚奇，而是會馬上判斷出他是菌中毒了，要直接把他送去紅十字會醫(yī)院，很多吃菌中毒的病友已經(jīng)手舞足蹈地在那兒被經(jīng)驗豐富的醫(yī)生治療，云南醫(yī)生對這種病人早已見怪不怪。

蘑菇自群山破土之時，是一個大地的節(jié)日，很多人為了蘑菇的美味不惜鋌而走險。青頭菌是云南人的鄉(xiāng)愁；聞著臭吃著香的干巴菌處于云南菌子的鄙視鏈頂端，中國美食的“食腐”境界由此參悟；雞樅是百菌之王，云南人喜歡平靜、甘于淡泊，若有人出人頭地，就會被稱為蕓蕓眾生中冒出的幾朵“雞樅”...... 

《菌中毒》并非一部關(guān)于食用野生菌類的科普教材，而是一本散文集，作者是昆明當代美術(shù)館（CGK）館長聶榮慶，書中近60幅精美炫目的蘑菇博物畫，來自有“中國植物科學畫第一人”之稱的曾孝濂以及博物畫家楊建昆。聶榮慶寫的是關(guān)于菌子的云南故事、云南傳奇，“就像森林里的一只大灰狼提著籃子在給小紅帽講蘑菇的故事”，不僅將關(guān)于菌子的奇聞趣事、市井人物、昆明歷史娓娓道來，也從菌子寫到了云南人的性格與人生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