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站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開端，我們對于時間的感受似乎正在發(fā)生搖擺。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響全球、國際局勢風云變幻的當下，以分秒計的信息更新速度讓我們居于永恒的變動之中，時間日復一日加速，數(shù)字被不斷更改，新聞被不斷翻轉(zhuǎn)。另一方面，在民粹持續(xù)崛起、社會持續(xù)分裂、氣候持續(xù)變暖的大勢當中，對個體而言時間仿佛被拉長了，我們浮滯于一種新的常態(tài)之中，對于來路去路均不甚明朗。我們于是希冀向時間求得關(guān)于時間的答案，即向歷史回望。

回望20世紀下半葉，80年代夾在革命歷史與開放歷史之間、政治敘事與市場敘事之間，因其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和生命力而閃耀著令人目眩的獨特光芒。當懷念80年代蔚然成風，另一種聲音也出現(xiàn)了，不斷提醒我們80年代激情的不可能重復與不值得重復，人類學家項飚用魯迅的“心里不禁起疑”形容他對于80年代的感情。夾在80年代和新世紀之間的，是一個被低估的十年；當“90后”一詞從老一輩對年輕人的指代變成更年輕一輩對“老人”的稱呼，我們似乎還沒能停下對80年代的追憶和惋惜，給予1990-2000這巨大變動的十年以足夠的關(guān)注。

如果說80年代一再被重提的原因，在于走出了文革陰影、投入改革開放懷抱的中國和中國人的解放與自由，在于李澤厚對個體存在與價值（而非宏大集體話語）的強調(diào)成為某種精神召喚，那么在冷戰(zhàn)結(jié)束后的90年代，中國的體制變革、經(jīng)濟發(fā)展、思潮更迭甚至港澳回歸，無疑同樣有著特殊而重要的意義。在這十年中，中國人日常生活經(jīng)驗的幾乎每一個方面，都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從下崗到下海，從單位到企業(yè)，從肯德基到商業(yè)保險，從日常消費到農(nóng)民進城……

在20世紀的最后一個十年中，在全球化席卷的大背景之下，中國的勞動者一方面投入應對體制改革、企業(yè)改制、飯碗由鐵變回瓷的兇險、痛苦和機遇，一方面自覺或不自覺地滑向充滿著困惑、混亂與無限可能的市場之海。東北的陣痛與深圳的崛起遙相呼應，農(nóng)民工進城與三峽大壩移民交織流動，港澳回歸、加入WTO與申奧反映了中國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的期待與訴求，亦有國際政治的草蛇灰線隱埋其中。

文化方面，中國知識界走向了“思想隱退，學術(shù)凸顯”的專業(yè)細分之路，80年代的先鋒文學在某種程度上褪去了先鋒的亮色，王朔和王蒙奮力撕毀崇高的面具，歌舞廳、游戲廳等“廳”在大街小巷出現(xiàn)，以《我愛我家》《渴望》為代表的平民文化方興未艾，第五代導演正嘗試在夾縫中尋找中國敘事的方式，現(xiàn)代藝術(shù)正向當代藝術(shù)轉(zhuǎn)型，“藝術(shù)品市場”“策展人”“雙年展”“美術(shù)館”等名詞如雨后春筍般在九十年代出現(xiàn)并流行。

前有査建英主編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和北島主編的《七十年代》為人們所熟知——試圖通過一系列人物的對話或者自述，還原那兩個風云變幻的二十年中的社會情境、主要問題及價值觀念。界面文化在2020年推出“90年代”專題，在懷念80年代的浪潮至今仍未式微之時，試圖帶領(lǐng)讀者從社會、經(jīng)濟、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新認識那個深具轉(zhuǎn)折意味的、塑造了我們今日生活基本樣貌的90年代。

今天推出的是該系列的第十篇：《重返九十年代之留學潮》

1978年5月20日華盛頓時間凌晨3時許，時任美國總統(tǒng)的卡特在睡夢中被電話吵醒。電話另一頭是美國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

卡特：為什么在這個時間打電話？

布熱津斯基報告說，此時他正在北京，和鄧小平在一起。

卡特：有什么壞消息嗎？

布熱津斯基：不是壞消息。鄧小平問你能否接受5000名中國學生到美國的大學留學。

卡特：你對鄧小平說，我們可以接受10萬中國學生。

這是《人民日報》記者溫憲2013年11月10日在采訪美國前總統(tǒng)卡特后發(fā)回的報道內(nèi)容。經(jīng)過一番醞釀之后，1978年6月23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作出了擴大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指示。這個消息如同恢復高考的決定一樣突然。但正是此項決定以及之后一系列相關(guān)政策的落實，使得中國先是在80年代出現(xiàn)了大量公費留學人員，隨后自費留學人員也不斷增加，并在90年代迎來了留學熱潮。

前奏

上世紀70年代末，首先有機會走出國門的是一批高級領(lǐng)導干部。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美國社會學家傅高義提及，1978年，中國有13名副總理級別的干部累計出訪約20次，共訪問了50個國家。此外還有數(shù)百名部長、省長、第一書記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國考察的行列。鄧小平在1978年底總結(jié)出國考察的作用時高興地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去國外看了看?？吹迷蕉?，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痹诟蹈吡x看來，這種對落后的認識是使改革獲得支持的關(guān)鍵因素。

而推動學生出國留學也與改革有關(guān)——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認為教育是“資產(chǎn)階級專了無產(chǎn)階級的政”，知識分子是“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但是鄧小平認為科學和教育是頭等大事，科學是沒有階級屬性的。他第一次談到這項工作時說：“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頭頭。”鄧小平曾有過留學法國的經(jīng)歷，他對留學生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關(guān)系有切身感受。

1978年6月23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在聽取教育部工作人員關(guān)于清華大學工作匯報時，作出了擴大派遣留學生的指示。他指出︰“這是五年內(nèi)快見成效、提高我國水平的重要辦法之一”，“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教育部要有一個專管留學生的班子”?！?·23指示”開啟了新時期，中國大規(guī)模派遣留學人員的序幕。

除了派遣留學生，中國也開始出現(xiàn)自費留學生。據(jù)新華社報道，1978年，整個上海只有8個人申請自費留學，但1979年，自費留學人員超過千人。1981年，自費出國留學政策的基調(diào)得到了確定：國家在政治上對自費留學人員和公費留學人員一視同仁。對自費留學的限制逐漸放寬，1984年，國務院發(fā)布了《關(guān)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guī)定》；1985年，國家取消了“自費出國留學資格審核”?！耙獔詻Q大膽放開”的政策取向，這使得1985年以后自費出國留學的人數(shù)增長更為迅速。

在《我曾走在崩潰的邊緣》一書中，新東方學校的創(chuàng)始人俞敏洪談到，1980年，他到北大西語系讀書時，同學中“還幾乎沒有出國的”。而從1982年開始，他的大學同學中開始零星有人出國讀書。在他本科畢業(yè)的1985年，全班同學都抱著“考著玩一玩”的心態(tài)，參加了沒有經(jīng)過備考的托福考試，不過此時大規(guī)模的出國潮還未出現(xiàn)，同學們“幾乎全都被分配到了國內(nèi)的單位”。

當時間越來越靠近90年代，俞敏洪發(fā)現(xiàn)身邊出國的朋友漸漸多了起來。1988年，看著朋友中陸續(xù)有人出國，他也產(chǎn)生了想要出國深造的想法， “不出國進行深造的話，我會在未來的世界失去機會?！比欢@得國外學校的獎學金并非易事，俞敏洪需要自己掙出學費。他先是參與了一些培訓機構(gòu)托福和GRE課程的教學工作，隨后發(fā)現(xiàn)，這不如自己開培訓班來錢快。于是，在1990年，已經(jīng)是北大正式老師的他向學校提交了辭職報告，著手創(chuàng)建培訓班。

清華大學新聞網(wǎng)2008年的一篇題為《留學的歷史定位：劃時代的留學潮》的文章中談到，1981年，美國首次在中國舉辦托?？荚嚕员本槔?，當年參加者為285人，1985年上升為8000人，1986年達18,000人。1989年全國的考生有4萬多人。文章稱，到了90年代，為了報名，“常常要通宵排隊，但仍有未如愿者。而托福和GRE的成績則越考越高，北京新東方學校的補習班則越辦越火?！?/span>

不過，國家的出國留學政策并不是陡然放開的，而是經(jīng)歷了一些反復。1968年出生在陜西延安安塞縣的李延龍如今在美國做藥物研發(fā)方面的工作。他回憶說：“1985年上了大學以后，在班主任的熏陶下，我逐漸開始改變想法，隱隱約約覺得出國可能是一條好的出路?！焙镁安婚L，1989年僑屬關(guān)系政策實施，規(guī)定只有親屬在國外生活的學生才可以出國留學，出國的道路平添重重阻攔。當年大學畢業(yè)的李延龍無奈只能先去了一家位于石家莊的制藥廠工作。然而藥廠工作微薄的收入讓他覺得不論自己再怎么努力，前路都很渺茫。他供職的研發(fā)小組經(jīng)過不斷實驗終于將當時一款售價達5000元的免疫制劑的成本降了下來，然而，這一成果所收獲的經(jīng)濟收益幾乎與小組成員無關(guān)，“拿到手里的工資一年只有一千多塊錢，連體面的生活都過不了”。

事情不久之后就有了轉(zhuǎn)機。1990年，美國出臺的《1990年移民法》，提高了入境移民的最高限額，每年增至約70萬人，且美國公民的近親親屬不受配額限制，被稱為是歷年來最寬松的移民政策，美方擺出加入全球人才爭奪戰(zhàn)的姿態(tài)。而中國政府為避免人才外流，曾一度對當時想要出國的人員增加了限制措施。

今天回過頭看，《1990年移民法》引發(fā)的留學潮波動只是個小插曲。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確立并肯定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出國留學工作方針。常態(tài)化的留學政策逐漸形成。出國政策逐漸松動，提出公派“按需派遣”，自費“隨時申請”。李延龍也加入了當時自考托福和GRE的大軍， “當時在石家莊沒有考點，我要去北京航空學院（指北京航天航空大學）考試。費用也很高，報名費加上差旅費，差不多花了我大半年的工資”。

現(xiàn)代化的承諾

在上個世紀90年代，大城市的學生已經(jīng)可以在新東方等出國中介的幫助來實現(xiàn)留學夢，身處邊遠地區(qū)的邢建軍則根本不知道有新東方和中介機構(gòu)，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學好外語，想要抓住公派留學的機會，實現(xiàn)人生的蛻變。

決定要留學時，邢建軍已經(jīng)是青海畜牧獸醫(yī)學院（后與其他學校合并成青海大學）的教研室主任、教務處副處長。回想起自己出國的動力，他坦言：“那時候的想法都很樸實”，就是改善生活。有個同事公派到澳大利亞待了一年，帶回了微波爐，大家看了都覺得神奇。他琢磨著拿著獎學金，再自己打打工，省點兒的話，收入比在國內(nèi)的工資還要高。

在90年代初，邢建軍周圍已經(jīng)有一些人選擇告別鐵飯碗，辭職去了海南和深圳，當中的有些人后來成為小企業(yè)主掙到了錢，但邢建軍決定扎實學習英語，等待時機出國。他學習英語的材料是中央民廣播電臺每個周日的《星期日英語》節(jié)目和一本叫《英語學習》的雜志。此外，他還想看《China Daily》，但三百多塊錢一年的定價對他來說實在太貴，就一群人哄著學校圖書館訂購了來。報紙訂來后，邢建軍常常在圖書館抓時間閱讀，有時候一看就看到管理員要下班的時間，管理員干脆讓他拿回家看，他就抓住機會，晚上在家一邊看報一邊查字典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

邢建軍選擇的是公派出國的方式，也就是政府間的合作項目。那時候公派項目派遣的都是有工作經(jīng)歷的人，他所在的偏遠地區(qū)也有一些照顧性的政策，因此他所在的單位有去歐洲的項目名額?！爱敃r我們到歐洲，一張飛機票要1萬多，我一個月才掙一百多塊錢工資，這錢，如果公家不給出，哪里來？”

出國前，邢建軍的父親已經(jīng)患病，出國后，夫人也已經(jīng)停薪留職在家?guī)Ш⒆?，這意味著他成為了一家人生活的全部經(jīng)濟來源。在意大利，他和很多國人的生活都過得非常簡樸：“能省就省，房子住得遠，租金要便宜，各方面都要精打細算，比如要到賣折扣商品的窮人超市里買東西?！痹诔欣镄辖ㄜ娮畛ＹI的是洋蔥、雞蛋、西紅柿，因為煮意大利面是生活的標配。而豬肘子、豬蹄子意大利人不吃，價格就會比其他肉類便宜得多，所以每每到了周六，一起出國的幾個中國人會一起湊錢買個豬肘子，煮煮燉燉，就上最便宜的啤酒、葡萄酒，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每逢周末，邢建軍還要去當?shù)刂胁宛^打工當“三廚”，主要工作就是把冰箱里提前凍好的蒸餃放籠屜里蒸，或者下油鍋里炸。偶爾他也會和朋友們?nèi)ゾ瓢衫锖纫槐Ｖ霸趪鴥?nèi)的教育觀念里，人們會覺得酒吧是色情場所，五六塊錢一聽的可口可樂在國內(nèi)也過于奢侈。他到了意大利的酒吧，指明要喝罐裝的可口可樂，旁邊就有人說，你喝這破玩意干啥？

1994年4月20日，是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日子——中國通過一條64K的國際專線接入全球互聯(lián)網(wǎng)，從此開啟了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在邢建軍的描述中，1994年，意大利早已“有了internet（互聯(lián)網(wǎng)），也有了email（電子郵件）。在學校，電腦都是蘋果Macintosh”，因為“人家都已經(jīng)有word、excel了”，邢建軍從國內(nèi)帶的DOS操作系統(tǒng)的書一頁都沒有翻。他經(jīng)常利用下班后的時間，打開電腦學習。“那個時候我們有個心態(tài)，知識改變命運，我從青藏高原出來，和國內(nèi)一些地區(qū)差距已經(jīng)很大了，而這些地區(qū)和國外的差距就更大。那時候我覺得如果能學出來，就可以拿到學位回國做個博士后，進而能進北京，能解決老婆和孩子的戶口?！?/span>

從邢建軍的敘述中可以感受到，當時西方一些國家的先進和發(fā)達，成為了許多國人眼中不言自明的出國原因。而對這些國家的羨慕和仰視，中間也暗含著對中國現(xiàn)代化未完成的焦慮。微波爐、可口可樂、蘋果電腦，這些來自西方的事物也不僅僅是普通的商品，更象征著現(xiàn)代化的承諾。

在八九十年代，人們談論“現(xiàn)代化”，就好像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事實。不過，“現(xiàn)代化”的這套歷史敘述從何而來？《“新啟蒙”知識檔案》作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賀桂梅看到，這原本是美國社會科學界發(fā)明出來的。在冷戰(zhàn)的背景之下，為了與前蘇聯(lián)“世界革命”發(fā)展模式對抗，美國創(chuàng)造了一套關(guān)于后發(fā)展國家的發(fā)展范式，也就是“現(xiàn)代化理論”。在這套理論中，所有的國家都被擬定了一條導向西方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的世界時間軸。

隨著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市場從對中國進行封鎖和遏制到有限度地接納中國，“中國落后于西方”的主體意識也生成了。賀桂梅看到，中國人形成了一種自我憎恨式的視角，“即70-80年代轉(zhuǎn)型期的全部社會問題都來自中國內(nèi)部，而全部希望則來自于中國外部”。

分配與流動

由此可見，在上世紀8、90年代前后國家推動及個體進行出國留學的選擇，是為了學習西方一些國家的先進和發(fā)達之處，但除了來自海外的吸引，人們能夠選擇留學也和國內(nèi)的大環(huán)境密不可分。

國家統(tǒng)一招生、統(tǒng)包學生所有費用以及統(tǒng)一分配的“統(tǒng)包統(tǒng)配”制度曾經(jīng)緩解了新中國建設急需人才的矛盾，但是隨著高等教育和經(jīng)濟的發(fā)展，情況發(fā)生了變化。統(tǒng)包統(tǒng)配制度下，高校辦學積極性難以發(fā)揮，用人單位和畢業(yè)生也少有選擇權(quán)。人才的使用根據(jù)的是編制的需要，但不一定是本人的才能。用非所學、人才閑置的現(xiàn)象是很常見的。

1987年，北京第一次舉辦了用人單位和畢業(yè)生見面的供需洽談、雙向選擇會。不過所謂的雙向選擇，依然是一種過渡性方案，受到很多政策的影響。例如，用人單位每接收一個畢業(yè)生，就要考慮到干部編制、工資指標、外地生進?。▍^(qū)、市）指標等因素，缺一不可。在北京，高教局每年給高校的“留京指標”約占當年畢業(yè)生總數(shù)的10%。其他大城市也有類似的舉措。頻頻有人向相關(guān)部門反映：“北京是全國人民的首都，為什么北京的孩子就天經(jīng)地義地留這兒工作？為什么就不讓我留下？”生源的流向依然受限，類似的疑問依然存在。

雖然在體制內(nèi)擁有鐵飯碗的就業(yè)愿景依然是當時社會的主流觀點，但向往著流動的就業(yè)者逐漸多了起來。據(jù)劉明華在《世紀旋風：人才“大逃亡”》一書的記載，在90年代初，中國科技人才交流中心負責人介紹，全國專業(yè)技術(shù)人才中30%有流動意向，但人才流動率僅有2.6%。“中國人的長期不能動，已使很多人產(chǎn)生不愿動的惰性。領(lǐng)導喜歡安于現(xiàn)狀的下屬，而安于現(xiàn)狀不可能激發(fā)一個人的活力?！碑敃r間邁入90年代，流動從某種程度變成了時代的呈現(xiàn)方式，跳槽、辭職、下海等等擇業(yè)和流動的方式，讓人們擁有了豐富經(jīng)歷、展現(xiàn)價值的機會。

1992年，劉震云創(chuàng)作的中篇小說《一地雞毛》，講述了躊躇滿志的大學生被分配到機關(guān)單位，過上了平庸瑣碎甚至惶惶如喪家之犬的生活。小說里，在體制中“送禮”和“走后門”成為托人辦事必不可少的程序，而主人公也逐漸安于現(xiàn)狀，成為了體制的一部分。同一年，胡咕嚕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學讀書，“那時戶口制度還很嚴苛，大學生畢業(yè)都包分配，即便自己尋找到了更喜歡的崗位，依然要被各種戶口和指標鎖死。與此同時，我們目睹的是下崗的上一輩人迅速被社會遺忘，日益感到人們各自為戰(zhàn)。當我開始要面對未來選擇的時候，感受到的就是這些方向混雜的洪流?！?/span>

胡咕嚕提到了崔健1994年的專輯里一首叫做《彼岸》的歌，這首歌一共有四句：“這里是某年某月某日/我們共同面對著同一個現(xiàn)實/這里是世界，中國的某地/我們共同高唱著一首歌曲。”胡咕嚕每次聽這首歌，想到的都是，中國人有著一種特殊的共同命運，也因此有著一種特殊的集體感?！拔页鰢脑蚩赡苁窃谙乱庾R擺脫它們?！彼f，中國人有“被一種被看不見的力量操縱”的感覺，這種感覺超越年齡、地域和階層，是一種“老百姓”的身份，是一種他想要擺脫的中國人的集體情緒?！霸诰攀甏屛蚁肫疬@種感覺的除了春運，還有97年香港回歸和98年大洪水這類事件?！?/span>

《彼岸》這首歌中，崔健在街頭訪問路人，問了若干問題，其中一個便是“你想出國嗎？”  胡咕嚕最早聽說“中介”這個詞時，是指出國中介而不是房地產(chǎn)中介。1998年他在新東方上課，聽校長俞敏洪發(fā)表勵志性的演講，因為接受國外考試中心的成績單和學校新建需要穩(wěn)妥的通信地址，他還在新東方的辦公室租了一個實體郵箱，只為了等和出國有關(guān)的那幾封信。他還記得那個辦公室就在北大南門對面的寫字樓里。

自主選擇生活道路

1999年是邢建軍歸國的年份，他通過留學實現(xiàn)了進京的夢想。同一時間，胡咕嚕正準備離開北京。和邢建軍不同的是，胡咕嚕自述出國的緣由是尋找在世界中的位置和適合自己的生活。不同于90年代出國潮早期更多人是公派身份，此時自費留學（不走政府間的合作項目）漸漸成為主流。但是所謂的自費，并不是字面意思上說的自己掏錢去上學，而是選擇自己聯(lián)系學校，考GRE、托福，拿到offer和獎學金資助，再去留學?！懊磕陰兹f美元的學費在那時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完全是天價，美國高校研究生的獎學金和助學金讓來自普通家庭的學生留學變得可能。對個人而言，美國無論是在科技還是文化上都是我愿意探索的一片土地?！?/span>

胡咕嚕最早認識的打定主意要出國的人，是他的一位熱愛理論物理的大學同學，這位同學每天晚自習結(jié)束后都要到小賣部買一瓶冰鎮(zhèn)的玻璃瓶裝的可口可樂，過生日時會要求胡咕嚕到海淀圖書城南口的麥當勞請自己搓一頓，他們還一起解讀了《加州旅店》的歌詞?！?/span>我們都是不算追求物質(zhì)生活的人。那時美國雖然是我們心目中的發(fā)達國家，但科技和文化對于我們來說更有趣些。在這兩點上比較出色的國家，在年輕人心中應該是有好感的。”

“我的同學里，選擇出國留學的人確實都更個人主義一些。他們看起來不是在學校里就已經(jīng)想著攀爬社會金字塔的人，而是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和我一樣不愿意被分配之類的流程早早固定自己的人生?！薄皞€人主義”這樣的表述在社會主義中國曾長期帶有貶義色彩，但在90年代的語境里，卻已經(jīng)有所不同。正如賀桂梅指出的，這是因為在80年代，圍繞著“人”、“人性”、“主體”的人道主義表述已經(jīng)批評了過去國家對人性的壓抑，轉(zhuǎn)而把“個人”視為絕對的價值主體。

《北京人在紐約》這樣的電視劇也讓胡咕嚕有所觸動。電視劇中的主人公王起明獲得了在中餐館刷盤子的工作，一個月900美元。“美國畢竟是一個海納百川的移民國家，什么人都可能定居下來，并不需要是有錢人。傳說中洗洗盤子就能買車的去處，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應該是有吸引力的。這樣一部作品似乎是給九十年代的出國風潮定了個調(diào)：如今可以相對自由地出國了，但都得靠自己打拼。不過，我覺得就是得靠自己打拼這個現(xiàn)實讓它變得激動人心——個人自主選擇生活道路，并愿意為此付出代價?！?/span>

在胡咕嚕眼里，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和九十年代的大學生之間的區(qū)別基本上是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區(qū)別?！鞍耸甏年P(guān)鍵詞是反思，反思這個國家在之前幾十年發(fā)生了什么，重新找回它的身份。知青文學和1983年首播的紀錄片《話說長江》就算是在這些方向上的嘗試。而九十年代開始之后，很多人都在思考，自己能擁有多少自由？假如那時出國移民和這個問題有關(guān)系，我一點都不奇怪。王小波在九十年代能夠脫穎而出的關(guān)鍵很可能是他比知青作家想得更多，體現(xiàn)了更純粹的自由?！焙緡ＵJ為這和王小波在八十年代的出國經(jīng)歷多少有關(guān)。

“自由”成為了胡咕嚕眼中九十年代留學生的關(guān)鍵詞。因為它的背后有著一種具有整合力的意識形態(tài)。在世界范圍內(nèi)，上個世紀70-80年代正是新自由主義登臺的時代。而在中國，人道主義知識話語也成為了80年代變革社會的庇護傘。賀桂梅看到，人道主義把人從國家機器的直接控制之下解放出來，但是這只是其“解放”一面，它還有構(gòu)建秩序的一面——建構(gòu)更適宜于“現(xiàn)代化”的“經(jīng)濟個人”。

這也符合在胡咕嚕對八九十年代不同氣氛的印象——在他眼中，八十年代算是中國政治氣氛最活躍的十年，而九十年代大家都開始埋頭做個人發(fā)展了?！昂桶耸甏拇髮W生相比，我們把對國家和社會的期望變成了對自我生活的一種期望?！?/span>

回家

在意大利時，邢建軍的夫人和孩子曾去探親，費了好大的周折才辦妥了簽證?！按巳齻€月，簽證到期我就讓他們回來了，因為是朋友做的擔保，我這人非常仗義，不能讓朋友吃虧?！蹦菚r候簽證不容易辦，因為擔心中國人有移民傾向。他在國外屬于學生身份，是沒有能力擔保家人出來的，必須找意大利朋友來擔保，“朋友得到警察局、移民局簽字，知曉各種移民法律，簽了字才能辦出來，費老勁了?！?/span>

當時確實也有不少出國門后“黑下來”的人。一些華僑對邢建軍的行為表示不理解，有的人得給蛇頭交十幾二十萬才能偷渡到這里，怎么他這么傻，好不容易把老婆孩子帶進來了，還讓他們走呢？

邢建軍講了這樣的一個故事，他在意大利期間，佛羅倫薩的憲兵打死了一位當?shù)厝A人。兩兄弟在意大利有一間制衣廠小作坊，晚上正在裝車的時候，憲兵認為，這么晚了還有人在裝東西，可能有貓膩，于是就來一探究竟。兄弟中的哥哥有合法身份，弟弟則是偷渡來的。哥哥就讓弟弟趕緊跑，自己則阻撓憲兵追趕。在這個過程中，憲兵把哥哥打死了?！爱敃r當?shù)厝A人的反應好像也不是太激烈。有的華人跟我說，要是打死的是黑人，意大利警察局一個月都不得安寧，門口肯定都是人在靜坐，可是中國人就這么忍氣吞聲，不了了之了?！?/span>

除此之外，邢建軍也看到，和美國不同，歐洲總體來說對外來者比較封閉和保守?！霸跉W洲著名高等學府里的有幾個中國人？掐著指頭算也掐不出來?！彼J為在歐洲，想留下來唯一的選擇似乎就是進入企業(yè)打工。但即便如此，也有不少人選擇“黑下來”，等待大赦——也就是讓黑戶合法化，前提是有人雇傭。

胡咕嚕離開中國時，國內(nèi)的政策是出國留學會被注銷戶口，還被要求交數(shù)額不小的培養(yǎng)費，不交就不給辦護照?！爱敃r辦理這一切的時候，有一種被迫了斷的暗示”。在他讀研的那個年代，出了國后又回去的人似乎有著“混不下去”的嫌疑?！拔艺J識的同齡人中，只有兩位回國發(fā)展了，但他們特意為了生孩子專門回來一次。我的老同學們里沒有海歸的，他們看起來都享受著自己選擇的生活，偶爾會回憶母校、鄉(xiāng)音和小吃。而特別追求事業(yè)的，比如我大學的喜歡理論物理的朋友，雖然和他有好些年沒聯(lián)系了，但我很清楚，他肯定認為在美國有一個更安靜的研究環(huán)境。以我對他性格的了解，在國內(nèi)高校任職肯定會令他煩惱不堪。我自己也是這樣的，假如回去，可能會活成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抱著這樣的想法，胡咕嚕選擇了在美國定居。

胡咕嚕也認識一些偷渡客，“他們花了很多錢在律師身上，一步步走著緩慢的移民過程”。但他同時也覺得，“就中國人來說，是否有身份，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tài)度沒有什么影響。中國人就是勞碌命。努力想要留在美國，也就是努力過自己想過的日子?！?/span>

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guān)系

邢建軍認為自己這一批留學生和80年代的留學生差別不是太大，“大家都是省吃儉用，想要獲得知識，改變命運，把日子過得更好?！毙辖ㄜ姀?010年起擔任意大利教育中心中國區(qū)負責人，他見證了中國學生在留學這件事上的態(tài)度變化。他看到八九十年代的留學生主要靠獎學金，而現(xiàn)在的留學生很多要花家里的錢?！拔伊魧W的時候，咱們中國的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跟國外是差距還是很大的，現(xiàn)在咱們新一代留學生到了意大利，都覺得‘村’。他們相互調(diào)侃都是‘我進村了’?！?/span>

中國留學生的態(tài)度變化也折射出中國與西方世界關(guān)系的變化。

在整個90年代，中國一直有一種處于現(xiàn)代化未完成狀態(tài)中的焦慮。在《“美國夢”轉(zhuǎn)型——當代大眾文化中的美國想象》一文中，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張慧瑜認為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來，“中國與美國的情感就像戀人一樣充滿了愛恨交織”。他說，1980年中國對美國處于“暗戀”階段，美國作為國人想象中的“夢中情人”，是現(xiàn)代文明的典范和理想之地。1990年代初期，這種“單相思”的情緒達到頂點，正如劉歡在《北京人在紐約》的片頭曲《千萬次的問》里唱出的那種糾結(jié)——“千萬里我追尋著你，可是你卻并不在意”。

粗看起來，在90年代似乎也有一些反美情緒，例如1996年，由中華工商聯(lián)合出版社推出的《中國可以說不》一書曾經(jīng)風靡一時。1999年4月，美國炸了中國駐前南斯拉夫的大使館。美國駐華使領(lǐng)館都遭到了抗議和圍攻。胡咕嚕記得當時成都領(lǐng)事館因此關(guān)閉，他不得不去上海領(lǐng)事館簽證，看到衡山路人行道上排隊等候的依然有很多學生。然而，在張慧瑜看來，這些都說不上是真正的反美：《中國可以說不》其實并非在反抗美國為代表的全球政經(jīng)秩序，毋寧說是求認同而不得的一種心態(tài)；而1999年的事件也沒有否定美式價值觀，反而是進一步渲染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悲情。

這是90年代的特別之處。在新世紀，人們討論起“大國崛起”，討論起修昔底德陷阱，接著又討論起了“文化自信”。在新世紀成長的年輕人，對美國和對西方世界的看法與他們的前輩有著極大的差別。

邢建軍意識到，今天，國家實力、家庭財富等因素使得留學生不會太操心經(jīng)濟上的問題，這一點和90年代出國的留學生形成巨大反差。清華大學國際關(guān)系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則這樣講述留學生之間的代際差異：“00后大學生往往具有強烈的優(yōu)越感和自信心，常以’居高臨下’的心態(tài)看待其他國家，以‘愿望思維’看待國際事務，認為中國很容易實現(xiàn)對外政策目標。他們常以中國與外國兩分的方法看待世界，將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視為同一類國家，將和平、道德、公平、正義等人類的普世價值觀視為中國獨有的傳統(tǒng)，認為只有中國是正義的和無辜的，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是‘邪惡’的、西方人對中國有著天然仇恨?！焙茈y想象在90年代的留學生中會存在這種思維。

（胡咕嚕為化名，感謝申璐對本文的貢獻，按語寫作：黃月。）

參考資料：

溫憲《美中合作既是機遇也是責任》，《環(huán)球時報》2013年11月12日《訪談實錄》版

《我曾走在崩潰的邊緣》俞敏洪 中信出版集團  2019

《鄧小平時代》[美] 傅高義 著 馮克利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13

《世紀旋風：人才“大逃亡”》劉明華重慶大學出版社 1993-7

【奮斗百年路 啟航新征程】尊重勞動尊重人才 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1959198

新中國檔案：鄧小平作出擴大派遣留學生戰(zhàn)略決策http://www.gov.cn/test/2009-09/30/content_1430681.htm

留學政策變遷40年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829623527112672&wfr=spider&for=pc

《1978：留學改變?nèi)松?/span>錢江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4

楊曉帆：《賀桂梅：走出思想史的可能與限度》騰訊文化 https://cul.qq.com/a/20150513/009585.htm

第五屆教學共同體年會主題報告 | 閻學通：如何為00后大學生講授國際關(guān)系課程https://mp.weixin.qq.com/s/GcftpDXIBDFJ26E570VHcg

張慧瑜：“美國夢”轉(zhuǎn)型——當代大眾文化中的美國想象

http://www.wyzxwk.com/Article/wenyi/2013/09/305763.html

張蓋倫：《落實辦學自主權(quán)　高校究竟如何做主》，科技日報 2018

http://m.people.cn/n4/2018/0830/c155-11528097.html

程元：《大學生的誤區(qū)與社會的誤導——風波過后的回顧、反思與啟示》，《人民日報》1989年9月6日

郭艷紅，王芳. 世俗中的掙扎與沉淪，從劉震云《一地雞毛》看知識分子的困境[J]. 電影評介,2008,05:104.

浦樹柔：《高校畢業(yè)生分配制度：艱難的轉(zhuǎn)軌》，《瞭望》新聞周刊1995年第31期

《留學的歷史定位：劃時代的留學潮》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874/7452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