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自上海橫浜路景云里出發(fā)，沿著多倫路朝北的一公里路程，是虹口區(qū)政府打造的 “魯迅小道”，小道經過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會址紀念館、魯迅曾經居住的拉摩斯公寓，再行至四川北路，就來到了曾今的內山書店，也是現在新建的1927·魯迅與內山紀念書局。

2022年底，書局自1945年關店后在內山書店舊址修繕改造完成。而其重要特色之一便是對魯迅的紀念，這里的風貌、擺設，還有從小到大的道具，都在盡力回溯成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書店的模樣，那么如今的1927·魯迅與內山紀念書局曾經發(fā)生過什么樣的故事呢？

物以類聚，人以書店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馮雪峰、施蟄存和戴望舒都住上海松江，施蟄存最愛逛幾家英文舊書店，戴望舒喜歡到環(huán)龍路（今南昌路）的紅鳥書店挑法文新書，而左翼作家馮雪峰一到上海就去了內山書店。

在那個時代，知識分子、邊緣人與不同政見者，從四面八方紛紛匯聚上海。書店、影院、咖啡館是相識相處的主要空間，而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則是這群人里左翼知識分子的重要歷史現場。

漢娜·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一書里談及公共生活時，曾用圓桌作比喻，她認為公共生活是一張“平等的圓桌子”，當人們共同圍坐，彼此交談，才有可能走出一己私域，公共性也由此誕生。歷史里的內山書店，充當的正是一方圓桌的角色。這張“平等的圓桌子”串聯起了魯迅、左翼作家群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人們在內山書店相遇、討論、行動，激起的火花蔓延至更遠更深的時空中去。

結交與漫談

“地方上的中小知識青年跑來上海找機會，大都要去日本人內山完造主持的內山書店看看。”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唐小兵長期關注和研究民國知識分子史，他告訴界面文化記者，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是左翼文化思想的浪潮中心。小知識分子在地方上沒有出路，甚至面臨被通緝的風險，一般都會跑去上海——文化出版的繁盛、租界間的自由、國際化的信息流動，都是吸引他們的原因。

唐小兵指出，和在歐美深造、學院工作的京派學人不同，上海聚集的知識青年大多留學日本，深受左翼文化潮流影響，內山書店是他們在上海彼此認識、建立聯系的重要場所。“在上海，他們沒有體制化身份，大多也沒有親戚，有的連正兒八經的學歷都沒有，像瞿秋白形容的‘高等游民’或‘薄海民階層’，是頹廢、浪漫、波西米亞式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內山書店1917年開店，到1945年作為敵產沒收，在這近三十年時間里，來來去去的“高等游民”在此處相遇、議事，改變歷史。書店所在的北四川路正好是他們聚集居住的區(qū)域。書店開業(yè)不久，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陳望道就走了進來；1923年，田漢、歐陽予倩、鄭伯奇常來這里買書，同一時間的?？瓦€有郭沫若和郁達夫；1927年，離粵至滬的魯迅和許廣平搬到了內山書店隔壁。自此，這家書店深深嵌入了魯迅的生命之中，魯迅也像磁石般吸引了一大批同道者前來。二十出頭、旅日歸來的田漢曾對內山笑言：“老板，南陳北李都來這兒買過書，你這里是無產階級俱樂部??！”

魯迅會客，幾乎都在內山書店，特別是比較陌生的讀者。曾有文學青年寫信給魯迅希望見面，魯迅回復，每日下午三四點，總在內山書店的。左翼劇作家夏衍來上海后，經常到內山書店買書，見到魯迅時是“一個嚴寒的日子”，1930年，二人共同發(fā)起籌建了“左翼作家聯盟”。蕭紅與蕭軍也在書店與魯迅約見，魯迅發(fā)著燒，將一個裝有20元錢的信封放在桌上，緩解了他們初來上海的窘境。借由魯迅，二蕭也慢慢認識了當地的其他朋友，包括茅盾、聶紺弩、胡風和葉紫等一批作家。

“內山書店除了承擔買書賣書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公共文化空間，常常舉辦沙龍討論。”在采訪中，唐小兵多次提到書店里發(fā)生的思想對話與公共漫談。

在多篇回憶錄里，店內的閑談空間也被多次提及：七八張沙發(fā)，圍繞一張小桌，桌子上擺放著內山夫人準備的茶與糕點，歐陽予倩、田漢、郁達夫等人喜歡在這里“吃著炒都喝著粗茶，漫無邊際聊天”。有時候，內山完造會定下一些主題，主動邀請感興趣的朋友前來討論，活動稱為“文藝漫談會”。

谷崎潤一郎1926年來中國旅行時也曾到訪過內山書店，在書店里舉行的一次漫談會上，他見到了當時在滬的幾乎所有新銳作家，并與郭沫若、田漢、歐陽予倩等左翼文人結成莫逆之交。作家、日本研究學者劉檸提起了這一段谷崎潤一郎的回憶：“在店堂里側的暖爐邊，放置著長椅和桌子，來買書的客人可在此小憩一會兒，喝杯茶聊會兒天，——蓋此家書店似已成了愛書者的一個會聚地——我在此處一邊喝茶一邊聽店主講述中國青年人的現狀。”

對漫談會記憶猶新的，還有日本雕塑家奧田杏花也：“在內山書店堆積書的地方，每天從早到晚參加座談會……通常是兩人開始，隨后增加至五人、八人，最后大家圍坐著暢談起來。”

劉檸在采訪中說，“文藝漫談會”是一個松散但又有集結性質的活動，中日兩國作家文人輪流坐莊，魯迅是最核心的主持者。書店不定期地出版一份叫做《萬華鏡》的內刊，相當于今天的MOOK，專門刊載漫談會主講者的文章和討論內容。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教授呂慧君也提到：“從1922年開始，中國和日本的文藝愛好者就經常在內山書店聚會，參與者有戲劇工作者田漢、歐陽予倩、石井政吉、塚本助太郎、升屋治三郎，創(chuàng)造社成員郁達夫、王獨清、鄭伯奇，1927年起魯迅加入其中。”

唐小兵關注和研究知識分子史，很早就對上海左翼文化的興盛產生了興趣：“我一直想追問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在1920年代到1937年之間，左翼文化會在上海如此繁榮？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的角度都覺得不可思議，上海是最早的通商口岸城市之一，是中國最西化的城市，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發(fā)達的資本主義體系更可能走向的是改良主義的道路?！?/span>

他在研究中發(fā)現，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繁盛的書店、電影院和咖啡館等公共空間，為左翼同溫層們的交往聯絡提供了豐富的可能，這正是激發(fā)新思想的前提?！?/span>那一代人具有一種高濃度的公共生活，天才為何總是成群而來？天才是共同體中間的個體相互激發(fā)的，如果每個人都隱沒在私人生活里，像伯林說的那樣退隱回內心的私人城堡，沒有公共空間交流，缺乏一張阿倫特意義上的構成共同世界的圓桌，怎么可能有思想的對沖和激發(fā)？如果公共空間被人為的切割掉了或者被系統性地清除——無論是被政治權力還是商業(yè)資本——每個人都活在自我循環(huán)的小世界里，就不可能出現爆發(fā)性的突破和創(chuàng)造。”唐小兵感嘆。

出版與庇護

在那個時代，許多書店除了售書，還兼做書籍出版工作，內山書店也不例外。書店一方面引介了許多日本原版書籍，另一方面也成為了一批知識分子的避難所。

“在1920年代到抗戰(zhàn)前，中國的出版物大概有60%-70%都在上海出版。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其中60%左右都是關于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等主題的書籍，”唐小兵說。這些書的大部分譯者的選擇與出版由上海的生活書店負責，翻譯的原版書來源則主要來自內山書店。

中國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作品及共產黨宣言等經典理論，幾乎都由日文版翻譯而來?！澳莻€時代，如果要做文化譯介，你必須要有一個物理的紙書，而這樣的紙書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地方有，最重要的據點就是內山書店?！眲幪岬剑贼斞笧槭椎淖笠碜骷覀兛吹接袃r值的原版書，會通過內山完造了解更詳細的資料，并將其譯成中文。經過內山書店引介的出版物有330種之多，包括文學、歷史、社科書籍和東歐的普羅文學。

對比其他書店，內山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安全——地處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交界的三不管地帶，國民黨不能隨意進入逮捕，內山完造的日本人身份也能對書店施加保護。唐小兵提到，“內山書店售賣很多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左翼書籍，無論是本土被禁的，還是從日本出版的。中國的左翼知識分子很多都從日本留學回來，不難看懂日文的內容，也習慣了內山書店所在的多倫路周圍區(qū)域日本風濃郁的亞文化。”

魯迅日記中記載的大部分圖書購入，都是從內山書店所得——他去過書店五百次以上，買了一千多冊書。后來，內山書店負責代售魯迅的書，魯迅無法在國內出版的稿子也經書店送至東京印刷。郭沫若一家流亡日本時，經濟來源幾乎全靠國內的稿酬，內山書店負責把錢匯到日本，并代理了郭沫若書籍的出版事宜。

呂慧君整理了受內山書店幫助過的出版物 ，包括魯迅的《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準風月談》《且介亭雜文》，以及由魯迅出資印刷的三本“奴隸叢書”，即葉紫的《豐收》、蕭紅的《生死場》、蕭軍的《八月的鄉(xiāng)村》。巴金在《萌芽》被禁后將原稿大幅改寫，改名為《雪》，最終在上海只有內山書店敢銷售。瞿秋白被殺害后，魯迅與茅盾、鄭振鐸一起整理出他的譯文集《海上述林》，經由內山書店送去日本印刷。

在時局緊張時，內山書店成為了許多人的臨危避難空間。書店店員王寶良回憶：“為了保護魯迅先生，在他來了之后，我和內山先生就會特別注意書店里的顧客，萬一生疏的面孔多了，我們就立刻通知魯迅先生，讓他避開?！眱壬綍甑暮箝T，正好通向內山完造的家。

1930年3月，魯迅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演講后遭到國民黨通緝，曾在內山書店避居一個月。1932年淞滬戰(zhàn)爭爆發(fā)后，魯迅和郭沫若都曾經在內山書店避難。那時，魯迅居住的公寓直接遭受了槍擊。他在日記里回憶：“30號下午，我們帶著簡單的衣服和幾條棉被，擠在書店的一間樓上。小孩和大人一起過著幾個人擠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2月6日才得以避到英租界的內山支店里去。在自己的國土上，默默地聽著槍炮聲，飽嘗侵略者加給我們的壓迫，真是不好過極了?！?/span>

書店可以是什么？內山書店讓我們看到，它能夠實現的功能是公共沙龍、引介出版、傳播新知，甚至成為異見者的庇護所。唐小兵認為，大多數人已經遺忘了書店對公共生活的重要意義，內山書店的歷史讓我們意識到實體書店為思想激發(fā)、精神交流創(chuàng)造的巨大可能——“我一直在想，現在的直播賣書，雖然一次性可以賣很多冊，但它真正促進了這個社會的公共文化繁榮嗎？”他認為，書店的公共空間屬性難以被網絡購書模式替代，“一家書店可以做很多事，人們會從這里了解更多的書，書店還讓有共同興趣的人互相認識，進而發(fā)生更深切的聯系。一家書店能不斷打開精神生活的可能性，是公共生活里不可替代的存在。”

還原與延續(xù)

2022年底，1927·魯迅與內山紀念書局在內山書店舊址重建。在介紹書店名字時，店長助理趙藝翎說：“因為魯迅先生來到上海定居的起點的時間就是1927年，也就是在這一年，他來到內山書店和內山完造相識，為了紀念這個特殊的時間，我們把這一年作為了書店的前綴。

趙藝翎提到，1927·魯迅與內山紀念書局做的重要功課是還原歷史場景，這里的風貌、擺設，還有從小到大的道具，都在盡力回歸原樣，“我們希望大家進到那個空間里面，就能回到當時的一個狀態(tài)中?！?/span>

書店分作三層，在一樓入口處設有一塊小黑板，呼應的是內山完造《上海下?！返幕貞洝獞腿艘螅瑑壬酵暝熨I了一塊小黑板，用來告知讀者新書書目。門后的衣架掛著的紅色圍巾，則是為了紀念蕭紅。一些回憶錄中提及的魯迅書桌，也在如今書店的綠燈罩臺燈處得到還原——“左手邊的桌角有一個帶綠燈罩的臺燈，那燈泡橫著裝的，在上海那是極普通的臺燈?！?/span>書店不同區(qū)域由魯迅的各部著作命名，入口是“引玉集”，咖啡館被叫做“南腔北調集”。

到達二樓， 書架擺放了許多“左聯”的舊書和刊物，正是呼應回憶錄常提到書店層售賣的左翼書籍。墻上貼著的151張老電影海報，則是魯迅的觀影記錄：“魯迅當時很愛看電影，當時虹口的電影文化非常繁盛，電影院也非常多，我們就把他看過那些電影做了一個匯總。”趙藝翎說。

被命名為“華蓋集”的三樓最頂層活動空間，在未來可能會計劃一系列版畫相關的展覽——百年前，內山完造也在書店中促成多次版畫展覽活動——《內山書店：“魯迅會客廳”與中日文化交流的橋梁》中描述：“內山完造對魯迅木刻版畫的贊賞值得一提。他很早就意識到了魯迅木刻版畫的價值。還將做美術老師的弟弟內山嘉吉介紹給了魯迅，與魯迅一起教授青年版畫。”

現在的1927·魯迅與內山紀念書局，希望延續(xù)舊時的繁盛景象，成為虹口區(qū)的“書香會客廳”，開業(yè)幾個月后，書店就已經組織了多場活動，比如每周六的“大先生會客廳”已經連續(xù)開展了五期，在未來還會有更多公共活動在這里展開。

在采訪中，趙藝翎強調，新書店最重要的特色是對魯迅的紀念。“魯迅對我們來說是重中之重的，我們也始終是認為，就是因為有魯迅先生，這家書店對于中國來說才更有意義，所以未來我們會用文創(chuàng)、活動、書籍等方面多樣化，讓更多的人了解書店與魯迅的聯系?！?/span>

參考資料：

https://history.ifeng.com/c/8AvAAXiSUXl “秘密聯絡點”內山書店：內山完造為何屢次幫助魯迅脫險？

https://mp.weixin.qq.com/s/wCtScc6iV7bQLC91aaEvzg 內山書店的茶水桶和炭火盆

https://www.yicai.com/news/101606650.html  魯迅去過500多次的內山書店，如今變身1927書局回歸

https://www.zgnfys.com/a/nfrw-59386.shtml  魯迅、左聯和避難所：內山書店百年往事

呂慧君. "從外國文化輸入到中國文化輸出: 上海內山書店在中日出版文化交流中的媒介性研究." 編輯之友 (2021).

唐小兵. "民國時期中小知識青年的聚集與左翼化——以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為中心." 中共黨史研究 11 (2017): 64-80.

王曉漁. "魯迅, 內山書店和電影院——現代知識分子與新型媒介." 同濟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17.3 (2006): 94-98.

《花甲錄》(日) 內山完造 著 劉檸 譯 理想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