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張杰

編輯 | 黃月

何為“壯游”？

根據(jù)《牛津英語詞典》，“壯游”（Grand Tour）這個術語首次出現(xiàn)于理查德·拉塞爾斯（Richard Lassels，1603-1688）的著作《意大利之旅》（The Voyage of Italy，1670），書中提出完美、成功地實踐意大利旅行須具備四個維度：知識的、社會的、道德的、政治的。這四個維度同時也成為旅行的目標。

通常而言，壯游主要是指文藝復興以后歐洲貴族子弟在歐洲范圍內進行的跨國界旅行，由于18至19世紀的英國尤其盛行這種壯游，所以常見的壯游路線一般始于英國的多佛，然后渡過英吉利海峽到達法國加來。隨后，旅行者及其隨從前往巴黎，在此學習法語、舞蹈、擊劍和馬術。離開巴黎后，旅行者將拜訪瑞士，通常是去日內瓦或洛桑，從這里再艱難地翻越阿爾卑斯山，到達意大利。在意大利，旅行者要訪問各處古跡廢墟，去美術館、博物館欣賞并研究藝術品、繪畫、雕塑，主要旅行城市包括都靈、佛羅倫薩、比薩、帕多瓦、博洛尼亞、威尼斯、羅馬、那不勒斯，等等。意大利還是接觸歐洲大陸貴族和上流社會的絕好社交之地。完整的壯游還包括離開意大利后，再前往德國、荷蘭、佛蘭德斯，最后穿越海峽返回英國。顯然，這樣的壯游通常需要持續(xù)數(shù)月或數(shù)年，須輔以源源不斷的財力支撐。財力之外，才氣、學識、意志、社交與應變能力同樣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很長時期內，對壯游提出的這些要求都使得似乎只有男性才是“歐洲列國命運之旅的真正旅行者”，事實上也因此提升了壯游者的魅力和人文深度。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認為，完成國外旅行才算是完成了英國紳士的教育；作家塞繆爾·約翰遜也說過，沒有完成壯游的人會受到自卑情結的困擾。

于是我們看到，18世紀晚期以來，包括歌德、拜倫、司湯達、梅里美、狄更斯、羅斯金、尼采、王爾德、托馬斯·曼、普魯斯特等在內的眾多男性作家都曾熱情地奔赴意大利，展開對其日后創(chuàng)作或人生必然發(fā)生了深刻影響的文化之旅。歌德的《意大利游記》，拜倫的《恰爾德·哈羅爾德游記》與《唐璜》，司湯達的《意大利繪畫史》、《巴馬修道院》，梅里美的《高龍巴》，狄更斯的《意大利風光》、《小杜麗》，羅斯金的《威尼斯的石頭》，尼采的《曙光》、《快樂的科學》，直至托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這些文學藝術史上的經(jīng)典作品都與意大利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僅僅是去研究這些作品，都能充分展示現(xiàn)代壯游的豐厚文化價值。

壯游史上的女性身影

然而，女性的身影在男性壯游史中卻是極為稀少的，女性是否同樣有壯游的渴望和激情？意大利當代學者阿蒂利奧·布里利（Attilio Brilli）與西蒙內塔·內里（Simonetta Neri）合作發(fā)表的《壯游中的女性旅行者》彌補了這一學術遺憾，向讀者再現(xiàn)了自18世紀下半葉至19世紀中期十六名西方女性的壯游旅程，并向世人證明壯游同樣是現(xiàn)代女性提升自我修養(yǎng)的權利和必要內容。

作為專注于旅行文學研究的知名學者，布里利此前已經(jīng)發(fā)表了《意大利之旅：一種宏大的文學傳統(tǒng)的歷史》（2006）、《東方之旅》（2009）、《當佛羅倫薩成為首都：1865-1870》（2014）、《19世紀最后的意大利旅行者們》（2018）等著作。《壯游中的女性旅行者》則完全聚焦于女性壯游者，通過展示這些女性旅行者對異國他鄉(xiāng)的敏銳觀察與書寫，描述她們在旅途中的艱苦歷險、情感體驗和對文化藝術的品鑒，努力呈現(xiàn)出一群開明、寬容、求知欲強、擅于表達且兼具普世主義精神的女性。

不得不說，這些女性之所以能夠領風氣之先，趕在現(xiàn)代大眾旅游興起之前加入壯游的行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她們多來自世家大族和富豪人家，有機會、也有條件與丈夫一起出行。比如書中提到的巴黎貴族女性安妮-瑪麗·杜·博卡日，1757年時這位女性就隨擔任財政部專員的丈夫離開巴黎，前往意大利，成為最早完成壯游儀式的歐洲女性之一。安娜·里格斯·米勒被稱為“巴斯的闊太太”；瑪麗·格雷厄姆的丈夫是一位富有的莊園主，能夠維持長期定居國外的生活；伊麗莎白·韋伯斯特成功說服丈夫遵循英國貴族遠赴歐洲壯游的禮儀，他們的壯游從1791年持續(xù)至1796年；更不必說知名的小說家與評論家德·斯塔爾夫人，她的父親是大銀行家、路易十六的財政大臣，她的首任丈夫是瑞典駐法國大使斯塔爾·候賽因男爵，他們的家庭一度是巴黎文學與政治沙龍的核心。毋庸贅言，這些貴族女性的出行一定會配備堅固結實的私家馬車，有一群仆從、信使為其鞍前馬后地服務。這其中，瑪麗·布萊辛頓伯爵夫人乘坐的馬車似乎最為豪華舒適，它不但彈性十足，有緩震功能，而且配備了食品柜、洗手間、圖書館和寫字臺，伯爵夫人在這樣的馬車上撰寫其遠行的旅途日志。相比起來，瑪麗·雪萊夫婦在意大利的旅居就太為寒酸與悲慘了。

經(jīng)濟條件之外，壯游女性普遍具有豐富的學識，對旅游的熱情，對藝術品和古跡的欣賞能力，表現(xiàn)出強烈的求知欲。由于長期的社會分工和性別偏見，19世紀之前的人們普遍認為，女性只需要初等的和一般性的教育，這樣的女性會更容易被馴服，更容易接受他人為其挑選的丈夫，接受命運。但是經(jīng)歷了啟蒙運動的普遍洗禮，竭力追求自己的文化渴望并以淵博學識追求理性與修養(yǎng)的女性越來越多。著名的貴族女性瑪麗·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就說，“文化對于婦女的幸福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她本人就是富有個性而又多才多藝的。我們會看到，在意大利的女性壯游者普遍會去觀賞以競技場、比薩斜塔、龐貝古城、維蘇威火山等為代表的歷史古跡，會深入庫比的西比爾洞穴這類考古遺址，更多的則是長久流連于各美術館、博物館和藝術家的工作室，欣賞品鑒絢爛寶貴的藝術作品。

杰西·E.韋斯特洛普在1854年6月的一封信中概括了旅行者為充分享受羅馬（廣及意大利）而必須做好的準備工作：首先，旅行者應當接受過古典文化教育，或至少熟知古羅馬和中世紀歷史；其次，不妨懂一點拉丁文，以便解讀碑記銘文；第三，在繪畫、雕塑方面的豐富學識和審美眼光也是必備的，這樣才能飽覽公共和私人畫廊，以及藝術家工作室中的藝術作品。也就是說，只有先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并欣賞“一座充滿過去和現(xiàn)在的珍寶的城市”。

托爾斯泰讓安娜·卡列寧娜與沃倫斯基在19世紀70年代來到意大利，他們租下古老荒廢的宮殿式別墅，跑到居住在當?shù)氐囊晃欢韲囆g家米哈伊洛夫的畫室欣賞并購買其作品，還請這位畫家畫出了最能反映安娜獨特之美的肖像畫。這幅令人驚嘆不止的畫像立即終止了沃倫斯基本人為安娜畫像的熱情，并在日后讓親眼看到它的列文大受震撼。列文先看到了畫中的安娜，然后看到了在畫作旁邊的安娜，兩者都達到了美的頂峰。在此過程中，托爾斯泰不經(jīng)意地寫出了沃倫斯基在藝術鑒賞和繪畫創(chuàng)作上的膚淺——他對繪畫的熱情勃發(fā)竟然是因為他跟安娜在意大利的生活太乏味無聊了。

作為壯游目的地的意大利

無數(shù)來到意大利訪古的知識分子、作家與藝術家都共同意識到，意大利是“回憶與想象交織的國度”，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頭，很多歐洲人自孩童起就不斷地在書本中接觸意大利，直到親身來到這里，與那些長久以來多次在心中投射過的場面和景象相遇。

1788年，歌德所觀察到的羅馬是他早就通過油畫、素描、版畫、木刻、石膏模型等認識過的知識的幻象。18世紀的畫家加納萊托在畫作中呈現(xiàn)了威尼斯、羅馬的城市風光，它們讓很多英國人早早就認識了意大利的運河、廣場、高塔、宮殿和鐘樓。彼得·阿克羅伊德在《狄更斯傳》中也說過，1842年的赴美之行讓作家見識到了“一個不可實現(xiàn)的未來”，1844年的意大利之游則讓作家“深入陰郁殘破的過去之中”，因為狄更斯在童年讀物中就對這樣的過去有過接觸。這個國度同時存在著美麗、丑陋、宏偉、破敗的事物，它驚人地落后，卻又擁有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古跡和藝術珍品，需要游客調動自己全部的知識儲備與觀察能力去認識、去記錄、去分析。

杰西·E.韋斯特洛普是一位資產(chǎn)階級婦女，她的文字證明了自己是做好了理想的壯游準備的。書中提到，“她去了佩斯凱里亞圣天使教堂，為的是在那特殊的環(huán)境中，在頭腦中重塑科拉·迪·里恩佐研究如何從公卿顯貴的桎梏中解放羅馬時所處的氛圍，”這樣的深度游可幫助她逐步走進城市歷史。

與此同時，壯游者中也不乏本身就極具藝術修養(yǎng)和知名度的女畫家，比如曾為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繪制肖像畫的伊麗莎白·維熱·勒布倫。作為對瑪麗王后忠誠的代價，她的意大利之旅本是充滿驚險的政治流亡之旅，但是意大利的繪畫和雕塑寶庫將這場流亡之旅轉換為“真正的職業(yè)養(yǎng)成之旅”，因此反倒合乎了“最崇高的壯游精神”。 伊麗莎白·維熱·勒布倫不但努力研習達·芬奇、拉斐爾等藝術大師的作品，而且還受邀為一些同在意大利的重要政治人物如漢密爾頓夫人、瑪麗亞·卡洛琳娜王后（法國王后的姐姐）等人畫肖像。由此，勒布倫從人類所能遭遇的最不幸狀態(tài)（此處即流亡）中收獲頗豐。

難能可貴的是，女性壯游者不僅對藝術品收藏、圖書館、考古挖掘、宗教禮儀投入熱情，也會參觀醫(yī)院、監(jiān)獄、精神病院、修道院等場所，這后一類場所今日游客可能很少會將其列入旅游目的地。蒙塔古夫人對女兒說，對意大利的理解不應當以男性旅行者的敘述為根據(jù)，因為他們“回國時的見聞還不如待在家中對著一張地圖憑空幻想來得多”。擺脫了家務束縛的女性旅行者可能更善于傾聽和諒解，關注各民族的習俗和社會狀況，比如在意大利，最美麗的修女可以身著華服，在會客室接受顯貴與名流的恭維，意大利的貴婦人則會因英國婦女身上的香水、香粉味道而昏倒，這些是一般的男性旅行者難以注意到的。

女性壯游者還觀察到，意大利貴族女性在完成生育繼承人的任務后，可以接受侍從騎士（cavalier servente）的陪伴，貴族丈夫、妻子、騎士形成奇妙而和諧的三角關系，彼此相安無事（想想拜倫與意大利的特蕾莎及后者年老的丈夫）。這令來自保守英國的西摩尼·摩根夫人頗為羨慕意大利女性的自由，盡管她同時發(fā)現(xiàn)，后者在受教育方面還承受著難以置信的約束。在碰到具有返祖遺傳缺陷的阿爾卑斯居民時，摩根夫人也并沒有將其簡單視為怪誕異象，而處處表現(xiàn)出了與人類學學者相類的冷靜與客觀。

在異質文化中打破偏見

與異質文化相遇，正是汲取知識、擴展自我的良機，很多貴族女性接受與領悟了啟蒙運動的精神。最早完成壯游的女性之一安妮-瑪麗·杜·博卡日認為，比較旅行中看到的其他文化恰恰是“反思自我和自身條件的一種途徑”?！鞍退沟拈熖卑材取っ桌辗蛉藙t主張，旅行要求我們擺脫自身觀察方式的偏見，“那些偏見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妨礙我們不偏不倚地評價那些生活在遙遠國度、看上去和我們不一樣的人”。因為嫁給了一位意大利音樂家，海斯特·皮奧齊夫人逃離了英國上流社會的社交圈，比其他女性壯游者相比，她能夠更近距離地觀察本地人的生活和行為方式，更容易地與他們建立起長久接觸。海斯特注意到，意大利人的高尚義舉與無賴劣行、尊貴的精神和卑鄙的舉止很多時候都是并存的，由此認識到對意大利的每一種解讀可能都只是片面的、相對的。

《壯游中的女性旅行者》認為，這群壯游的女性旅行者對異國文化保持了開明、寬容、理解、熱愛和求知欲，表現(xiàn)出一種從啟蒙運動那里繼承而來的普世主義和大同精神，因此擁有了一種世界公民的視野。尤其是那些來自英國的女性壯游者，她們期望擺脫陳腐的典型英國式想法與偏見，譴責“目空一切、趾高氣揚的不列顛島嶼性局限”，這種將英國與意大利進行文化對比的片段在書中比比皆是，讀者自會感覺到英式傲慢與偏見在意大利的延伸與被質疑。以流亡者為別名的拜倫在《恰爾德·哈羅爾德游記》中早就樹立了對他的本國人進行冷嘲熱諷之典范，而與拜倫在意大利有多次深入交流的瑪格麗特·布萊辛頓伯爵夫人發(fā)現(xiàn)，在意大利居住的一些本國人舉止上還是帶著一貫的偏見。

女性壯游者的旅行書寫

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女性壯游者大多數(shù)都是筆耕不輟的，堅持將自己的旅游見聞以書信、日志、回憶錄、游記、旅行手冊、小說等形式記錄下來，有些還為意大利畫家作傳，撰寫藝術史。放眼18至19世紀的英國，社會、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的繁榮促成了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簡·奧斯汀、瑪麗·雪萊、勃朗特三姐妹、蓋斯凱爾夫人、勃朗寧夫人、喬·治桑等一批女性作家閃耀于文壇，她們的很多作品在其生前就得到了讀者的追捧，女性壯游作品的出現(xiàn)正是對這一文學現(xiàn)象的呼應。與經(jīng)典文學作品相比，這些壯游文學完全可以作為意大利的導覽手冊，具有較強的實用價值，即使是德·斯塔爾夫人的小說《柯琳娜，或意大利》（1807）也被作為造訪羅馬的姑娘們必持的袖珍手冊，因為她們要去目睹柯琳娜看過的一切。《壯游中的女性旅行者》還提到，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在其《羅德里克·赫德森》（Roderick Hudson，1875）中將《柯琳娜》設定為兩位主人公的心靈向導，他們根據(jù)這本書規(guī)劃自己的旅行?？雌饋?，這部著作在當時要比她的《十年流亡記》更受歡迎。

不過，如果19世紀的游客們想得到更具體的旅行細節(jié)和指導意見，那就可以去參考瑪麗安娜·斯塔克名噪一時的《歐陸旅行記》。從1800年到1828年，這位女作家對這部著作反復修改，因為她看到隨著政治形勢的快速變化，壯游者的人群也發(fā)生了鮮明的變化，也就是說從原先的以貴族階級為主，到新興的資產(chǎn)階級逐漸成為主角?！稓W陸旅行記》中有很多文字涉及遠游之人應當置辦的物品和日常用具，包括背囊、行李、服裝、藥品、武器、錢幣等信息，甚至還告訴人們應該如何驅除旅館的臭蟲與跳蚤，這些瑣碎信息傳統(tǒng)經(jīng)典文學一般不會屑于去書寫。這些新興的階級可能也不像貴族那樣擁有私家馬車和職業(yè)信使，因此他們需要提前了解公共交通工具、驛站分布和旅行價格，需要知道如何辦理護照，獲取領事推薦信、信用證?？傊?，《歐陸旅行記》可以為他們提供簡潔有效的導覽與旅程應對方法。

這些女性壯游者的作品在19世紀頗為暢銷和廣受歡迎，從而反駁了長期以來歐洲社會存在的偏見，即女性旅行寫作要么被認為是乏味，要么被認為是謊話和不切實際的浪漫逸事。如今，再將這些壯游文學拿來作為歐洲旅行指南可能有些過時，而且限于這些著作在當代的流傳和出版情況，我們并不都能有機會閱讀到它們。但是，《壯游的女性旅行者》卻將這些有情感、有智慧、有藝術品鑒能力、有同情心、有表達欲的女性旅行者一一呈現(xiàn)出來，盡管她們之中名字叫瑪麗的都有五六位之多，不易將其分辨。

從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中期，歐洲局勢發(fā)生了一系列深刻而激烈的變動，這些女性卻能秉持每一位成年婦女都有權參與壯游的信念，克服一切物理的、身體的、精神的、經(jīng)濟的困難去實現(xiàn)這一信念，并以自己的投入性書寫成為精英旅游的最后代表。

為大眾旅游讓路

正如瑪麗安娜·斯塔克所看到的，旅行群體的社會身份在不斷發(fā)生變化，如果說她提供的旅行建議還主要是面向頗有經(jīng)濟實力的資產(chǎn)階級，那么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伴隨著鐵路遠途旅行的出現(xiàn)，平民旅游、大眾旅游、團體旅游開始登場，壯游的女性旅行者們需要為其讓路了。

正是基于對大眾旅游的思考，學者約翰·厄里（John Urry，1946-2016）將“游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追溯到1840年，并認為正是在這個時候，“游客的凝視”成為西方現(xiàn)代性的核心要素。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小杜麗一家在意大利的旅游，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一方面，他們作為實力雄厚的資產(chǎn)階級，帶了一個旅游仆從、兩個男仆、兩個女仆，配備了一輛大型旅游馬車和一輛雙輪馬車，可謂陣容強大。心虛的老杜麗竭力效仿貴族風度，帶著子女頻頻出入伯爵、侯爵府邸，將為兩位小姐、一位年輕紳士的旅行教育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炫富旅游、社交旅游。

另一方面，受教育很少但心地純良的小杜麗卻懵懵懂懂地意識到，像他們這種只是跟在別人身后、說別人說過的話的從眾式旅游讓所有旅游者都成為“一堆自愿犧牲作為祭品的人”，當凡事都由旅游仆從與當?shù)仉S從照料時，就像債務人被投進了監(jiān)獄一般。小杜麗在威尼斯、羅馬等地的熱鬧旅游中竟然感受到了他們一家之前在馬夏爾西監(jiān)獄的境遇，狄更斯或許在用這種看似不可理解的類比告訴我們現(xiàn)代大眾旅游的喧鬧、走馬觀花以及深層的不自由、不自主，由此與壯游的女性旅行者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作者張杰系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