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3期主持人 | 林子人

《也談文科衰落：不賺錢的學科就一定“無用”嗎？》那篇文章刊發(fā)后，我看到有兩條讀者評論。一條高贊評論說，中國的文科專業(yè)已走出“至暗時刻”可能是因為好考編（很巧的是，許紀霖老師在接受采訪時也如此自嘲）；另一條評論則認為，面對理工科的“大勢所趨”，文科無用且無力，“在面對人們認為只有真正的物質化東西才是本真性的情況下，文科有用論證皆為失??！”

在一定程度上，這兩條評論反映了當下年輕人的處境：年輕人早早開始為就業(yè)做打算，包括選擇“好就業(yè)”的專業(yè)；年輕人的選擇變得無比重要，“行差踏錯”（比如選錯專業(yè)）被認為是一個難以挽回的錯誤，而個人興趣和擅長，乃至對某種超越性意義的追求這些精神層面的東西，似乎在“賺不賺錢”的問題面前越來越蒼白無力。順便說一句，不只是文科專業(yè)被認為薪酬不高，網絡上還有流傳多年的“四大天坑”專業(yè)（生化環(huán)材，指生物、化學、環(huán)境、材料及其相關專業(yè)）可全部都是理工科專業(yè)。

我本科畢業(yè)已經十年，我在讀大學時所處的社會氛圍當然與今年9月踏入大學校園的年輕人非常不同，但我覺得無論是當時還是現(xiàn)在，年輕人所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或者說需要年輕人自己去消化和調試，那就是如何在自我與外部世界之間建立一種真實且獨一無二的聯(lián)系——如果我們相信大衛(wèi)·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中所說的，對世界產生有意義的影響是人性的基本需求之一——那么我們要如何找到一個甘之如飴為之付出的生活動力呢？

之前聽播客“問題青年”一期談大學生活的節(jié)目，青年學者袁長庚提出的觀點值得深思：我們社會表面上吹捧年輕人，但給予他們的支持又是嚴重不足的，具體而言就是我們進入社會固化的“歷史常態(tài)”后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在這一方面年輕人得到的思想資源極其有限。相反，社會總是在要求和規(guī)訓年輕人按照某個既定的、主流的道路走。他認為，好的大學應該是為年輕人未來五十年的生活打下基礎，拓展他們的視野，在他們最迷茫的時候給予試錯的機會、陪伴和安慰。剩下的就交給年輕人自己，他們會自己找到答案的。

01 大學生活的意義：懵懂中自我探索，打開更大世界的窗口

林子人：回想自己的學生生涯，我覺得那真的是一段在懵懂中跌跌撞撞地自我探索的時光，探索自己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擅長什么不擅長什么，這其中有很多“沖動”與“試錯”：進入大學時因為最擅長的科目是英語選擇了英語系；一度覺得廣告業(yè)很酷，但在上了廣告學的課后打消了念頭；因為學校提供的對外交流機會第一次出國，經歷了文化沖擊，開始思考“何為中國”之類的問題；考慮過要不要當記者，在報社的暑期實習結束后指導我的記者老師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如果能在一個新聞學之外的專業(yè)領域精進，會對記者工作更有幫助；大三時第一次接觸了人類學（在我校它被稱為文化研究），覺得這個學科和它的研究方法太有趣了；本科畢業(yè)后在海外留學，真切地感受到了學術研究的樂趣，想著那就繼續(xù)讀博吧；在碩士畢業(yè)后的間隔年中一邊申請博士項目一邊做各種志愿者工作，博士申請失敗，被爸媽以“必須開始工作了”的理由趕出家門（是真的）；然后終于成為了一名記者，先是從商業(yè)報道開始磨練新聞采訪和寫作技巧，然后轉向文化報道，在我的興趣志向和擅長領域之間打通了聯(lián)系——將優(yōu)秀的學術研究成果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給公眾，為建設一種更好的公共智識生活貢獻力量。

我看現(xiàn)在一些大學生很早就開始目標明確，大一就開始準備實習、考研、求“上岸”，我對此表示佩服，但也想用自己的經歷告訴仍在迷茫和困惑的年輕人，一時找不準目標沒關系，你覺得很嚴重的事時過境遷后都將不是問題——如果你找到了那個構建起自我的堅實基礎的話。

尹清露：和子人一樣，我大學也是英語系?，F(xiàn)在想來頗有遺憾之處。倒不是后悔選擇英語專業(yè)，而是因為英語畢竟有基礎，我和室友就不太認真聽課，覺得“吃老本”也能將將及格。其實我們上過非常不錯的英語文學課，還記得有一名自帶神婆氣質的女老師，特別喜歡《呼嘯山莊》，課講得很好，也不怎么愛用手機，放學后就閑云野鶴一般地飛走了。我才開始意識到，原來還有這種悠然自得的活法。大二大三在參加志愿者和實習時認識了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還喜歡去隔壁美院找熟識的老師玩，并發(fā)現(xiàn)美院和我所在的政法院校在治學態(tài)度上簡直太不一樣了。

對我來說，大學的重要性就在于打開了通往更大世界的小小窗口，見到了之前從沒見過的人和事，還讓我得以毫無功利心和芥蒂地和別人打交道（畢竟人家也會因為你是學生而多一分寬容）。現(xiàn)在想來那時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時光。

葉青：當初選專業(yè)和學校時實在是非常草率，選擇來成都念新聞學完全是因為高三讀了一本叫《北城天街》的小說，深受感動，而主角之一是一名記者。到了成都我才猛然發(fā)現(xiàn)，原來書中的故事發(fā)生在重慶……不過也算因禍得福，我還挺喜歡后來的大學生活，四年里最大的收獲不是課堂上的理論知識——中新史、外新史、媒介理論到底在說什么早就忘得差不多，老師上課時講八卦回憶自己如何翻墻去養(yǎng)老院接近吳秀波的母親還記得比較清楚——而是在學習和老師、同學的互動中培養(yǎng)獨立思考以及自主學習的能力，會開始反思很多以前不會注意到的：老師之流的權威代表說的不一定都對，世界上大多數境況也不是非黑即白，許多事情一直在發(fā)生并不代表它們就有正當性。這可能也是大學教育與義務教育最大的不同之處。

02 疫情改變大學生活：困于校園，社交減少

姜妍：這幾年大學生群體社會屬性的部分會高度降低，大量原本應該發(fā)生在面對面場景中的活動被迫轉移至線上，確實對年輕人影響很大。我自己雖然現(xiàn)在社交需求和屬性都大幅度降低，但我非常理解那個部分對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群體的重要性。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交流，很多時候可以產生良性的激發(fā)與互動，也會激勵出火花，產生更多的能量與價值，相互鼓勵前行。比如回望拉美文學爆炸，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在巴塞羅那等城市，這一批重要的拉美作家群體之間往來密切，彼此激蕩。

林子人：采訪許紀霖老師的時候他說，其實大學的意義很大程度上不是它提供的課程，而是氛圍和校園文化，我對此深以為然。大學生活精彩與否很大一部分取決于你交了什么朋友，參加什么社團，聽了什么講座，結識了什么老師。再往大里說，大學所在的城市給你提供的種種機會，也將拓展你的視野和可能性，比如演出、展覽、實習機會等等。但在疫情期間，這些課堂外的東西大打折扣，在我看來，困在校園里、網課內將讓這一批正在上學的年輕人視野狹窄，他們本應在最有好奇心的年紀去睜眼看世界，并在這個過程中更好地認識自己的。

03 如何尋找意義：不要接受社會的暗示，拓展自己的邊界

潘文捷：最近《Nature》子刊《自然人類行為》雜志的一篇論文引發(fā)了不少關注，內容主要考察的是對幾個國家工科學生學業(yè)表現(xiàn)。

這項對比研究發(fā)現(xiàn)，美國學生不僅僅注重本專業(yè)課程的學習，他們也沒有全天全身心撲在學習上，反而得分最高。研究人員認為，這是因為在美國工科學生也會接受兩年博雅教育，受一些人文社科的熏陶。按照這項研究，大學生活當然應該反其道而行之——多接受人文社科訓練，多挖掘自身內心的動力，而不是被環(huán)境和其他人推著走。

姜妍：簡單講就是，不要接受社會的暗示，這話其實是當年阿城用來形容吳清源的。如果解釋一下是什么意思，就是社會主流價值觀會對大部分人的生命軌跡有一定規(guī)訓，比如人到了30歲應該如何、40歲應該如何，大部分人會接受這種暗示，如果自己沒有合上拍就會焦慮。但吳清源一生只關注他自己的黑白棋子世界，世俗的時間流逝并不會影響到他的專注與投入。每個人對“意義”的認知都不同，并不是說接受社會暗示生命就不具有意義，只是如果內心深處還有一些更多元的價值與想法的時候，我們要如何保存和持續(xù)的實踐之？這個其實并不容易。

徐魯青：美國教育學者麥克維（Brain J. McVeigh）曾從實然性的角度總結過大學教育的四個功能，首先是教育功能，大學培養(yǎng)人的思考能力，完善學生的人格；二是社會化，即訓練學生在畢業(yè)后遵從社會核心價值觀；三是篩選，學校通過考試和評優(yōu)，將學生劃分到勞動力市場的不同崗位；四是看護功能，就是讓年輕人待在校園里，直到他們足夠成熟到能被勞動力市場接納后畢業(yè)。

麥克維在20年前考察日本大學時，認為日本在后三個方面做得很出色，大學教育的確制造了一批批遵守規(guī)則、勤奮努力的企業(yè)員工，他們是日本經濟發(fā)展的基礎。而在第一個方面，也是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大學責任，在他看來則完成得很失敗。

我們或許也能從這四個維度對中國大學做出評價。從社會功能的層面出發(fā)，大學承擔的許多實際任務與純粹的育人（培養(yǎng)一個能獨立思考、有批判意識的成年人）之間是存在張力的。所以，對個體來說，我覺得不要把大學看作一個絕對純粹的象牙塔（我在初高中時期常常這么想），有意識去識別其中對人的規(guī)訓與服從性改造的部分，在有余力的情況下自我保全甚至抵抗它們——如姜妍談到的，盡量珍視并實踐內心深處更多元的價值與想法。當下能做到這些，可能都是十分奢侈的事吧。

尹清露：讀研的時候，我也很焦慮于生活的意義。2021年，多家媒體都談到“文科女”的現(xiàn)狀，精準戳中很多人的痛點：在學校里我仿佛可以“have it all”，既有豐富的精神生活，又暫時不必為生存擔憂，但出社會后卻發(fā)現(xiàn)自己其實“have nothing”，我珍視的精神價值并不能帶來好的物質生活，不問價值和意義卻反而可以。另一方面，小時候乘上了經濟發(fā)展的快車，爸媽舍得砸錢提供好的教育，我也以為未來是玫瑰色的。

所以，我也沒有能力給大學生們提供建議，但有一點是我認同的，那就是想方設法去拓展自己的邊界，各種方法都可以，比如多發(fā)展一些兼職或者愛好。除了可以分攤壓力，讓精神不那么緊張，也可能某天會意外排上用場——無論是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拼盡一切只為了得到好工作，還是僅僅著迷于學院教給自己的知識，可能都不再是最好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