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玩，但我得發(fā)一封電子郵件，”我（指本文作者Melody Schreiber）那上幼兒園的兒子一邊說，一邊急切地敲著他的玩具筆記本電腦。就在那時，我內心覺得有什么東西被撕裂了。我想起有多少次我讓他安靜下來，告訴他，我們可以在我寫完這封郵件或錄完這段采訪后馬上一起玩，我在想：他就是這樣看我的嗎？這就是他的童年記憶嗎？

職場母親是一項平衡不可調和的緊張關系的練習，讓我夜不能寐，因為我深知自己錯過了太多。當我把孩子送去上學時，我擔心我錯過了兒子唯一一次童年；當他長時間在家（通常是由于疫情）時，我擔心自己再也不會有創(chuàng)造力或職業(yè)上的成就感了。我經(jīng)常在兩個對立而又緊迫的事實之間左右為難：我想見證兒子童年的每一個時刻和里程碑，見證他長大成人過程中的每一個小小的奇跡；但為了做全職媽媽而放棄我喜歡的工作，讓我覺得我的靈魂，我作為一個人的身份，正在慢慢萎縮。

勞拉·巴澤隆的新書《像母親一樣野心勃勃：為什么優(yōu)先考慮你的職業(yè)對你的孩子有好處》（Ambitious Like a Mother: Why Prioritizing Your Career Is Good for Your Kids）則顛覆了這一觀點。如果這些決定不是二元的呢？如果我不用每時每刻都需要在做一個關心孩子的母親還是一個厚顏無恥的野心家之間做選擇呢？如果我真的因為工作的決定而能成為一個更好的母親呢？

巴澤隆的論點看似簡單：幸福的母親是更好的母親，孩子既能從我們的滿足感中受益，也能從看到強大的女性改變世界中受益，哪怕是最微小的改變。巴澤隆放棄了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想法，仿佛它們可以被巧妙地分開，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點：“工作和養(yǎng)育子女是相容的，而不是對立的?！?/p>

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工作是一個實際問題，而不是一個哲學問題——是一種必須，而不是一種選擇。但是，不管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感覺像是一個決定，我們中的一些人還是會為此感到難過，想知道職場母親是否只是另一種全新的方式，讓我們感覺自己很失敗。我們不可能樣樣都做，也不可能樣樣都做好。毫無疑問，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受到了社會對在職父母看法的巨大差異的影響。根據(jù)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一項調查，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有孩子的父親全職在外工作是理想的，而只有33%的人對有年幼孩子的母親有同樣的看法。25%的美國公眾仍然認為，職場母親與孩子的關系不可能像全職媽媽與孩子的關系那么好。

巴澤隆提出了一個微妙但激進的概念重構，試圖“重新定義好母親的含義”，從而推動女性主義的發(fā)展。但對于社會學家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在她1989年出版的革命性著作《職場媽媽不下班》中所稱的“第二次輪班”，她并沒有給出實用的建議。相反，《像母親一樣野心勃勃》是對女性工作的中心地位和重要性的激烈辯護。

她寫道，針對雄心勃勃的女性的成年子女的研究和采訪表明，她們的家庭往往能理解一個母親重視和優(yōu)先考慮事業(yè)并不會減少對他們的愛，就像有工作的父親一樣。事實上，職業(yè)女性可以對孩子的生活產(chǎn)生更好的影響。根據(jù)2018年的一項研究，職業(yè)母親的女兒成年后更容易選擇工作，更有可能擔任領導職位，工作時間更長，賺的錢更多。但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職場母親和兒子的就業(yè)狀況之間似乎沒有聯(lián)系，不過職業(yè)母親的兒子更有可能承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研究顯示，雖然職業(yè)母親陪伴孩子的時間相對較少，但他們的互動質量更高。

在我兒子生命的大部分時間里，我都是一個職場母親，但我一直在與“一個好母親該做什么”的根深蒂固觀念作斗爭。理想的媽媽不只是在家里陪孩子，她還應該以此為樂，在育兒和教育中找到目標和成就感。我想成為那樣的人，但我做不到?？偟膩碚f，我覺得照顧孩子非常單調乏味。我能應付幾天，但之后，我就會渴望與成人互動，渴望智力上的刺激，渴望一次性完成工作帶來的快感，而不是沒完沒了地換尿布、吃飯和玩游戲。照顧孩子是一項至關重要的職業(yè)，一項來之不易的技能，一份理應得到更多認可的工作。我不會期望每個人都擅長新聞采訪工作，那么我為什么會盲目自大地期望自己自然地接受全職照顧孩子呢？

相反，正如巴澤隆所說，我工作是為了成為更好的母親。當我有時間去追求那些讓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時，我和家人在一起時也會更容易投入。當我快樂的時候，我可以更容易地分享我兒子的快樂和慷慨的喜悅，因為我也能感受到。這是我愿意向我兒子展示的一面，這是我希望他擁有的母親，即使這意味著我們在一起的時間要注重質量而不是數(shù)量。

巴澤隆曾經(jīng)是一名律師，她說，她自己的孩子是否會理解母親職業(yè)生涯的重要性，目前還沒有定論。她毫不留情地講述了自己把工作放在首位的情況，包括有一次她安排的庭審日與女兒的生日相沖突。不顧女兒的眼淚和前夫的失望，她堅持出席庭審，因為這對她很重要，有可能改變她當事人的生活。巴澤隆經(jīng)常談論她的工作有多么有意義，以及這如何有助于證明她優(yōu)先考慮的事情是合理的，但她也與其他一些從管理團隊、在自己選擇的領域表現(xiàn)出色、擁有財務保障、為自己的野心找到出口和樂趣的父母交談。工作要保持重要性，并不需要我們去改變世界，只需要改變對它的體驗。

《像母親一樣野心勃勃》以研究和采訪為中心，講述了巴澤隆自己的掙扎和成功，這種個人框架強調了職業(yè)野心和個人關系的緊張狀態(tài)，但也必然會把更廣泛的觀點置于邊緣。盡管她采訪了幾十名來自不同背景的女性（以及她們的孩子），但幾乎沒有提到歷史和現(xiàn)代職場中存在的種族不平等現(xiàn)象。巴澤隆寫道，與她母親那一代的女性不同，“21世紀的女性受到鼓勵，但往往也會因為經(jīng)濟原因而從事專業(yè)工作?！比欢词乖谒赣H那一代，有色人種女性外出工作也很常見。這本書有令人驚訝的傳統(tǒng)元素，有整整一章講的是如何平衡工作野心與找到伴侶、先結婚再生育的問題，這對一些人來說是優(yōu)先考慮的問題，但肯定不是所有人的。

對于這本書的論點來說，這或許并不令人意外，書中大篇幅關注的是有償專業(yè)工作的好處。對于不同的觀點，她將目光投向莉莉安，一個在家教育三個孩子的母親，她認為她是“對我的論文的公開挑戰(zhàn)”。兩人在一個關于職場母親的電視節(jié)目中相遇，莉莉安講述了她和她的孩子們是如何花時間學習三種語言和兩種樂器的?！拔矣X得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莉莉安談到家政和家庭教育時說。然而事實上，我認為莉莉安的例子支持了巴澤隆的觀點，即父母需要在工作中找到幸福和滿足感，才能成為好父母。莉莉安的育兒和教育工作碰巧發(fā)生在正式的資本主義體系之外（根據(jù)她的說法，是在一個高度傳統(tǒng)的父權婚姻中），但它仍然是工作——一些父母確實對此抱有很大的野心。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女性的野心必然包括所有類型的工作，有報酬的和無報酬的，所有工作都是有價值的。當我們把女性的野心定義得過于狹隘時，就會出現(xiàn)問題。

巴澤隆關于野心和成就的重要性的主要論述，是一次至關重要和及時的呼吁，因為越來越多的母親加入了工作隊伍，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zhàn)，特別是在破壞性極大的疫情之后。巴澤隆多次提到改變地方、州和聯(lián)邦政策的重要性，以“使工作場所和家庭生活更加公平”，包括確保帶薪產(chǎn)假（我認為應該擴大到包括所有類型的探親假，包括照顧老人假和父母雙方的育嬰假）以及補貼兒童保育和普及學前教育。僅僅說女性應該成為自豪的專業(yè)人士，而不給她們提供必需的支持和服務，是不夠的，尤其是收入較低的父母，對他們來說，照顧孩子的費用會大大限制他們的職業(yè)機會。

野心會改變，而平衡（或者巴澤隆所說的穩(wěn)定）是一個人一生中不斷調整的過程。她寫道：“野心就像水一樣，它有不同的溫度、壓力水平和路徑，因為它圍繞著配偶、家人、朋友和孩子等堅固的物體運行?！边@是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即幸福和滿足感在成為一個好母親和一個好人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它讓我以新的方式思考各種類型的野心，而不僅僅是專業(yè)的、藝術的、個人的、婚姻的野心。矛盾的是，我不得不能審視自己與工作的關系，思考我在其中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并想知道工作之外的哪些活動可能給我（和我的兒子）帶來類似的滿足感。然而，我更加確信，我所做的工作之所以重要，僅僅是因為我感受到了做這件事的召喚。正如一名女性在給巴澤隆的信中寫到，“我們想要給孩子創(chuàng)造的世界，必須一磚一瓦地建造起來。在我看來，這意味著你總是選擇他們。”

在我兒子選擇了他的筆記本電腦而不是和我一起玩的第二天，我不好意思地在游樂場上的另一位學前班媽媽傾訴了這件事。她是我希望能夠成為的那種母親，她絕對喜歡和她的孩子們一起玩，進行想象中的狩獵，一起滑滑梯，而我在我們的游戲約會中，坐在長椅上，安靜地點頭，偷偷看我的手機。

但當我告訴她，我兒子說他需要處理一些緊急郵件時，她有不同的看法?！岸嗝疵烂睿　彼f，“他能理解擁有自己的東西有多重要，這難道不令人驚訝嗎？他有你這樣的母親真是太幸運了。”就這樣，我內心的某種東西被扭回到了原來的位置。

本文作者Melody Schreiber是一名記者。

（翻譯：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