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1941年3月28日，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投河自盡。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她對朋友說，“人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就是走在自己的花園，或許你會摘下幾多枯萎的花，然后突然想起，我的丈夫就在那棟房子里，并且他愛著我?！?/p>

從少女時期，伍爾夫就承受著精神病痛的折磨，卻憑借嚴肅的寫作持續(xù)與之抗爭。就像最近出版的林德爾·戈登的《弗吉尼亞·伍爾傳：作家的一生》所揭示的，伍爾夫用她的一生與維多利亞時代固定的女性形象展開抗爭，同時也抵抗著針對女性的封閉生活；她反對的不僅是身體上的禁錮和束縛，更是被引導的愚昧無知和情感上的壓抑。

“我擁有女人的情感，卻只有男性的語言。”1920年，伍爾夫在一篇書評里引用了這樣一句話，戈登在《弗吉尼亞·伍爾夫傳》中提示讀者注意這句話的背景，即身處社會中上層的伍爾夫必須像淑女一樣保持沉默。直至1929年，她才確信自己已經獲得了女性的寫作聲音，“當我寫作時，……我是一個女人?！?/p>

伍爾夫對女性聲音的尋找經歷了數(shù)個年頭，我們可以從她的日記中窺見這一過程。伍爾夫說，38歲的自己比28歲更加開心，因為這時她找到了小說的新形式：一個事件可以從另一個事件脫胎而出，既松散又包容，一切都朦朦朧朧，但內心的活動、人物的情感卻像薄暮中的烈火一般燦爛閃耀。在40歲那年，她說終于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此時的她才剛開始了解大腦的運轉機制，以及如何才能夠利用它來工作和獲得快樂。《達洛衛(wèi)夫人》之后，伍爾夫在寫《到燈塔去》時驚嘆自己發(fā)現(xiàn)了新的寫法，而新方法能為她帶來新主題：時間這個尺度將徹底失靈，一個事件——一朵花的落下可能就包含了未來，“實際上并不存在什么真實事件，甚至不存在時間。”

《弗吉尼亞·伍爾夫傳》將伍爾夫的女性聲音描述為“就像滾滾而來的海浪，總能再次涌現(xiàn)。語句在畫上終止符后仍然跳躍”。海浪與水的意象是伍爾夫常常使用的象征。在《達洛衛(wèi)夫人》中，伍爾夫將海洋的韻律融入達洛衛(wèi)夫人的縫紉場景，“她一針又一針，把絲綢輕巧而妥帖地縫上……此時，整個身心有一種恬靜之感……正如夏日的波浪回合，失去平衡，四處流散?！?/p>

據(jù)傳記作者推論，水、海浪與波動的意象源自于她憂郁發(fā)作時看到的幻象。在《達洛衛(wèi)夫人》中，瘋子賽普蒂默斯相信自己不會輕易溺死，穿過這片水域，只是穿過一片綠色的迷霧，被顛簸的浪濤推向了更遠的海岸。1926年《到燈塔去》初稿完成時，伍爾夫到達創(chuàng)作巔峰，卻突然陷入抑郁的幻象：她看到一片巨浪迎面而來，越漲越高，仿佛將她擊碎、湮沒，還看見一片魚鰭在汪洋大海中劃過。三年后，她開始書寫《海浪》，這部作品暗示伍爾夫突然的抑郁情緒是中年階段的開始，另一方面也可視為作者在創(chuàng)作停滯、生命力衰退之后自我恢復的手段。

創(chuàng)作之外，伍爾夫的文學批評也體現(xiàn)出了對男性/女性聲音的敏感。一個例子是，盡管友人極力稱贊《尤利西斯》，她還是決定保留自己的評價——這部作品不夠好，喬伊斯的寫法讓她想起公立學校里那些乳臭未干的小男生，足智多謀，能力突出，卻也過分自大和自私，整天吵吵鬧鬧，難得安分。本希望這樣的小男孩可以成長，她諷刺地寫道，但鑒于喬伊斯已經四十歲，所以這幾乎行不通了。再譬如彌爾頓的《失樂園》，她認為作者像是從沒有真正地生活過，也從未了解過男人和女人，對婦女的鄙視就像夫妻吵架的結束語一樣充滿惡意，可這不能妨礙這部作品流暢、遒勁而精煉。

喬伊斯男人味十足，像是公山羊，她對朋友吐槽道。文藝中的男人氣常常令她感到憂慮。在《一間只屬于自己的房間》里，伍爾夫如此評述當時的某位男性作家：比起女性寫作，那些自信的、直截了當?shù)摹Ⅲw現(xiàn)出思想和人身自由的寫作固然令人愉快，也令人羨慕，可是有時卻會體現(xiàn)出某些困難和障礙，從而閉塞了創(chuàng)造力的源泉。

她向讀者揭示，此時一個純粹的、自負的男子氣時代正在到來。從報紙上，她看到意大利文藝的進展，學者們主持召開以“促進意大利小說發(fā)展”為題的會議：

“且不論這種男性價值會對一個國家產生什么影響，它對詩歌藝術的影響都值得我們懷疑……詩歌可不是孵化器生得出來的……恐怕法西斯詩歌會變成一個可怕的夭折的胎兒，就像小縣城博物館的藏品那樣，裝在一個玻璃瓶里展出?！?/p>

她也用小說批評了對女性最無吸引力的特質：侵略性、自我中心主義——《到燈塔去》里的拉姆齊先生被比喻成一只黃銅鳥嘴或一把渴血的尖刀，當他沉浸在自己的需求中，就無法想象一個女人的需求。

雌雄同體的心靈更適合創(chuàng)作。伍爾夫在《一間只屬于自己的房間》里提出，缺乏女性氣質的作者諸如吉卜林或高爾斯華綏顯得粗糙和不成熟，因為他們缺少情感溝通與暗示的力量。雖然那些文字很出色、很敏銳、很淵博，但缺乏溝通，作者的大腦似乎被分割在幾個不同的房間，傳不出丁點兒聲音，因此當它進入人們的腦中，就撲通一聲倒在地上——死了；但如果換成柯勒律治，就會爆烈開來，激發(fā)出各種各樣的思想；普魯斯特則完全是雌雄同體的，伍爾夫在日記中寫道，與普魯斯特相比，自己的成績不值一提，因為他探索蝴蝶翅膀的色彩漸變，像羊腸一樣堅韌，又像蝴蝶翅膀上的粉霜一樣轉瞬即逝。 

讀者要如何理解伍爾夫所說的情感溝通與暗示？《到燈塔去》或許可以作為示范。小說中有一個場景是，拉姆齊夫婦一起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他們的情感是通過暗示而非直接表達出來的：丈夫愿意對妻子的沉默做出創(chuàng)造性回應，夫人雖然說不清楚自己的愛的本質，但對方“卻明白了”。與此相關的是，早在1919年，伍爾夫就被評論者稱贊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新型句式：如同大腦在平靜下的深層波動。事實上，她也曾告訴女友薇塔，景象與情緒讓心靈產生一種波動，早于它制造出合適的語言之前。

在《到燈塔去》的手稿中，拉姆齊夫人反問，把事情說出來難道不會毀了它們嗎？默默地交流難道不是更好嗎？在比語言更吸引我們的奇妙沉默里，我們安靜地在高處并肩滑翔……在生活中，伍爾夫亦注意到了女性的聲音與沉默。她記錄在女友房間喝茶的場面，她們看到亮著紅燈的拖船駛過，聽到河水嘩嘩地流淌，從而感觸，能與女性友好相處，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與她和男人的關系相比，這是一種親切而隱秘的感情。

最后，影響伍爾夫的不僅有來自母親方面的沉默與暗示，她的寫作形式也與父親的散步習慣有關。在父親去世一年后，她獨自徒步遠行的興趣被喚醒，并日記中寫，“我現(xiàn)在走過了鄉(xiāng)郡周圍的一大片領域，這片土地的地圖在我腦海里變得立體了?！?/p>

她的小說總是在不同的位置之間曲折向前，追隨思想的自由流動，我們或許有理由相信這種隱喻式的聯(lián)系——伍爾夫走下公路，踏上數(shù)不清的小徑，它們如此狹窄就像兔子踩出的路，通向四面八方的山地和荒原。掛著鎖的門和農場圍墻都是障眼法，當她翻過去之后，一切都暢通無阻了，通過這種方式，伍爾夫發(fā)現(xiàn)了由狹窄小徑構成的隱蔽又巨大的網(wǎng)絡。她喜愛野外散步的多樣和偶然，超出公路步行的精確，這也令人想起她之后于20世紀20年代付諸實踐的小說結構原則，那就是“忽略像出生、婚姻、死亡這樣的標志性事件，而去尋找塑造生命的不經意的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