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我，厭男》

“我，厭男。”2020年，25歲的法國女孩波利娜·阿爾芒熱發(fā)出了這樣的宣言。這句話就像一顆炸彈，炸開了看似平靜的社會海面。此書在法國出版后的幾天里，全球有數(shù)十家報紙報道此事。

阿爾芒熱認為，社會對“厭男”情緒的控訴是一種噤聲機制，目的是阻止女性表達憤怒，而企圖將“厭女”與“厭男”相提并論，則是在惡意掩蓋性別壓迫的形成機制——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上，有一位男性從未傷害過一位女性的時候嗎？說得更寬泛一些，有男性群體從未傷害過女性群體的時候嗎？她在書中質(zhì)問道。厭女癥幾乎每天都在產(chǎn)生數(shù)不清的受害者，而厭男情緒不過是讓男人們意識到，自己需要通過努力才能獲得女性尊重。

阿爾芒熱在《我，厭男》中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厭惡那些承認、默許和享受父權(quán)制給女性帶來種種枷鎖的男性。她強調(diào)憤怒的力量，正如媒體書評文章對此書的評價那樣：“《我，厭男》提醒我們，如果僅靠禮貌的請求，女性主義先驅(qū)們無法做成任何一件事?！?/span>

《非親非故》

《非親非故》是索耳首部中短篇小說集。索耳來自廣東湛江，他的寫作穿梭在真實嶺南與異質(zhì)空間，以文學人類學視野，拆解和重構(gòu)粵西。在這本小說集中，索耳有意將篇目排序，把有著怪誕情節(jié)的故事和偏“現(xiàn)實感”的故事交錯排列，如同生活的兩面。他也嘗試了一段到底的實驗形式，并解釋自己對句法、語法的執(zhí)著：“其動機源于對兩種語言層面的抵抗：一種是文學作品中以北方方言或官話系統(tǒng)為代表的語言范式，另一種則是以古典小說白話文為典型、所謂本土化的敘述語言范式。前者占統(tǒng)治地位，是所謂‘標準語’；后者是民族性的泛化，是一種風格化的迷思?！?/span>

索耳，1992年生，畢業(yè)于武漢大學。編過雜志，做過媒體，策過展。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潑先生獎等，出版有長篇小說《伐木之夜》。

《夏日木屋札記： 一場跨越物種的生命對話》

斯堪的納維亞島半島的夏季，尼娜·伯頓每年都會到媽媽的鄉(xiāng)村木屋避暑。小屋坐落在生機勃勃的平地上，在成片的松樹和橡樹中間，南邊隱約可見一座長滿青苔的小山丘，西邊有一條穿過藍莓灌木叢的小徑，北邊不遠處有一條小河，水聲潺潺。

《夏日木屋札記》記錄了伯頓在小屋周圍發(fā)現(xiàn)的動物與植物：屋頂變成了松鼠窩，松鼠媽媽在外出覓食時會到廚房窺視一番；木工棚的地板下是狐貍一家四口出入的狐貍洞，它們在那里交配、產(chǎn)下幼崽、育兒，露天庫房變成幼崽們的游戲室；蚯蚓的大腦不僅能預警和避開危險，還能感知土壤而準確找到食物……每個物種都有屬于自己的世界。她也寫了許多關(guān)于自然和物種的歷史，并感嘆：“也許，從本質(zhì)上看，一個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生命與夜行動物確實有著一些共同點……荒野是多面的，既羞怯又大膽，獨立而又愛玩，也對那些探尋它的人類有所回應，畢竟，我們都是地球的孩子。“

《縣中的孩子》

全國50%以上的學生在縣域接受教育，但在以城市精英教育為標準的系統(tǒng)中，縣中的孩子更像是一群“剩下的孩子”，他們被擠在學校和社會的邊緣，在習慣、眼界、能力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需要付出極大努力才能彌合差距。

北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在六個省份的七個縣域，針對縣中教育進行了長達三年的深入考察，涵蓋優(yōu)質(zhì)生源與師資流失、超級中學強勢崛起、政校關(guān)系緊密交織、國家教化權(quán)利和市場選擇驅(qū)動等方方面面的內(nèi)容。她在《縣中的孩子》一書中指出，統(tǒng)一高考制度和其背后的城鄉(xiāng)分治、鄉(xiāng)村分級的學校制度，正在聯(lián)合形成一種精巧的制度，客觀上造成了社會差距的代際傳遞。教育系統(tǒng)將看似“不負責任”的家長和“不求上進”的學生，以一種合理化的方式排除在系統(tǒng)之外。她也由此發(fā)出質(zhì)問：基礎教育的目標到底是什么？以升學預備為主的學校教育系統(tǒng)忽略了多少人的正當教育需求？

《苦厄的終結(jié)》

上世紀90年代，印度經(jīng)濟改革開始向自由市場經(jīng)濟模式轉(zhuǎn)型，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的迅猛發(fā)展。然而，在這騰飛的新世界中，大多數(shù)印度人找不到自己所屬的位置，迷失、焦慮與不滿的情緒變得普遍。西方帶來的所謂的“現(xiàn)代世界”到底是什么？個人如何融入其中？它又能帶來哪些益處？

潘卡吉·米什拉是印度思想家，被稱為“薩義德的繼承者”。他出生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印度，從小浸潤于“趕上西方”的口號之中。成年后，他開始意識到這個口號本身蘊含的不安與矛盾，開始思考西方文明下的東方世界變革，并追問佛陀的思想能否緩解當下因政治無能而產(chǎn)生的痛苦。他在印度開啟了長達八年的行走：從喜馬拉雅山麓的村莊出發(fā)，前往商貿(mào)大廈與露天排水溝并存的德里、暴亂不斷的克什米爾。最后，他回到喜馬拉雅山麓的村舍，并在此處寫下了自己對于歷史、文明融合以及全球一體化等議題的思考，并再度沉思佛陀對世界的意義。

《同繪赤壁：與蘇軾有關(guān)的圖像記憶》

元豐五年，蘇軾兩次泛游赤壁，寫下了兩篇以赤壁為題的賦，后人稱第一篇為《赤壁賦》，第二篇為《后赤壁賦》。那正是蘇軾人生中最為困難的時期之一——被貶謫黃州期間，他因被誣作詩“謗訕朝廷”，遭御史彈劾，史稱“烏臺詩案”。但《赤壁賦》里仍可見他的悠然曠達，“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超越世俗榮衰，編織在更久遠的文化記憶與審美中。

《赤壁賦》不僅深刻于文學史脈絡當中，對于藝術(shù)史也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中國畫史中有一類難以忽視的主題創(chuàng)作，那便是大量存世的赤壁圖，有近一百幅聲稱創(chuàng)作于北宋至明代間的畫作存世至今，這些赤壁圖均與元豐五年（1082）蘇軾貶謫黃州后對赤壁的游覽與書寫有關(guān)。在《同繪赤壁》一書中，藝術(shù)史學者王一楠以存世的百幅圖像為線索，分析了蘇軾貶謫黃州所寫的“赤壁三絕”，并探索宋元以降的各種《赤壁賦》圖卷與赤壁詩意圖——“赤壁”在中國歷史與文化中的特殊性在哪里？被赤壁吸引的蘇東坡以及東坡的崇拜者們，在與赤壁有關(guān)的文化記憶中發(fā)揮著怎樣的作用？

《苔蘚森林》

苔蘚是最古老的陸生植物。植物學家林奈在拉普蘭地區(qū)游歷時，曾睡在薩米人的金發(fā)蘚鋪蓋上；奇努克人會提前備好大量苔蘚，用來擦去鮭魚皮上有毒的黏液；身居北方的原住民在靴子里墊上苔蘚，隔絕冬日的寒氣；在沒有紙尿褲的年代，寶寶的搖籃板里會塞滿干燥的泥炭蘚……

但即使是聲稱喜歡植物的人，也可能不那么關(guān)注苔蘚，畢竟它們的身形僅有雨林的1/3000。然而，苔蘚卻在滋養(yǎng)樹木、維系生態(tài)平衡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它們比其他物種更能敏銳地察覺環(huán)境變化，是重金屬污染的指示物種，也能夠?qū)⒇汃さ膸r石和土壤轉(zhuǎn)變成適合孕育其他種子的環(huán)境……可以說，苔蘚細細密密地撐起了一整座森林的運行。

羅賓·沃爾·基默爾是美國森林生態(tài)學家，也是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后裔、波塔瓦托米部落的一員。在《苔蘚森林》中，他以原住民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科學的雙重視角，討論了苔蘚與人類相伴已久的緊密關(guān)聯(lián)。基默爾溫柔寫道：“或許禮敬這些不起眼的小小植物最好的方式，就是尋常的小小方法。溫柔盛托住小嬰兒、接住經(jīng)血、為傷口止血、保暖——我們不就是這樣在世界里安身立命的嗎？”

《宇宙的無限與虛無》

在艾倫·萊特曼的作品里，天文學家亨麗愛塔·勒維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暗能量的概念常常同時出現(xiàn)。因為萊特曼本人就既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麻省理工學院人文學教授，同時也是一位詩人、小說家、散文家。

在《宇宙的無限與虛無》的十余篇隨筆里，萊特曼探討了科學與人文交叉領域的大小問題，他用物理理論思考無限、虛無、永生、神跡、思想、宇宙大爆炸之前，帶讀者解決宇宙起源和意識等概念，從最廣大的到最渺小的，從140億年到100億億億億億分之一秒……宇宙中存在著無法想象的無限大和無限小的數(shù)字，他試圖探索其中豐富的“虛無”概念。在最后，他回到了人的尺度——“原子內(nèi)部包含著一個無限小的宇宙，而在我們的望遠鏡之外，存在著一個無限大的宇宙。在這想象的兩端之間，是我們?nèi)祟?，脆弱而短暫，緊緊攥著眼前那一小部分現(xiàn)實的一角。 ”

《宇宙的無限與虛無》是新近出版的艾倫·萊特曼的“宇宙三部曲”之一，另外兩本為《島上尋星》和《偶然的宇宙》。他的另一部作品更為中國讀者所熟知，那便是最早譯介于2014年的《愛因斯坦的夢》，書中三十個各自獨立的精彩夢境，為我們展現(xiàn)了萊特曼作為“科學家中的桂冠詩人”的驚人想象力與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