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從五一假期開始，相當一部分國內觀眾的注意力被《漫長的季節(jié)》牢牢吸引。在豆瓣上，這部從1997年、1998年和2016年三條時間線出發(fā)講述東北往事的網劇在收官時評分高達9.4，這意味著它已進入“神劇”行列。

然而在最初的一邊倒好評后，輿論場中出現了“#漫長的季節(jié)爹味#”的批評聲音。批評者認為，《漫長的季節(jié)》對女性角色的刻畫不夠充分且存在諸多刻板印象，在濃墨重彩地渲染男性主角們的傷痛和友誼的同時，讓女性角色的傷痛隱沒于故事的背景，用“女性互害”取代女性聯(lián)結，即使這樣做會損害劇情發(fā)展邏輯。

性別視角正在成為許多中國觀眾的文藝作品鑒賞工具。在《漫長的季節(jié)》之前，今年春節(jié)檔的三部熱門影片《滿江紅》《流浪地球2》《無名》都曾面臨女性角色刻畫乏力的質疑。女性主義文藝批評思潮的出現，與當下一個重要的時代潛流密切相關：話語被認為具有維護和強化現實的強大力量，這會傷害到在現實中處于下風的弱勢群體，而我們對這種傷害正在變得越來越敏感。

平等的訴求

《漫長的季節(jié)》“爹味”批評的核心觀點是女性角色主體性的模糊與刻畫的他者化，它背后的重要主張是對“不平等”的敏感——90年代東北下崗潮的時代灰塵平等地落在了每一個人頭上，但劇情視角順滑地代入了男性命運，讓觀眾得以最大程度地與男性角色共情，與之相對的是女性視角的匱乏和觀眾與劇中女性角色的疏離。

這種對不平等的高度敏感雖然激起了不少劇粉的反感，但它已毋庸置疑是我們時代的一個心理特質。在《敏感與自我》一書中，德國《哲學雜志》主編斯文婭·弗拉斯珀勒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人類文明進程伴隨著人們“對自我日益增強的懲戒和敏感化”。而要理解平等與不平等對我們在社會交往中的心理和行為產生的深遠影響，我們需要追溯人類的進化史。

人類發(fā)展經歷了三種社會組織形式，即人類出現以前的優(yōu)勢等級（這是在動物世界常見的社會組織形式，處于支配地位的一個雄性位于最高層，決定社群中稀缺資源的分配）、史前時代奉行平等主義的狩獵采集社會，以及等級制度分明的農業(yè)與工業(yè)社會。英國學者理查德·威爾金森和凱特·皮克特在《收入不平等》中指出，在人類出現的20萬-25萬年間，人類社會在95%的時間里一直奉行平等主義。諸多人類學研究揭示了狩獵采集社會存在“反支配策略”，每當族群中有強能力者試圖掌握支配權，其他成員就會聯(lián)合起來反抗，捍衛(wèi)獨立自主。不平等的加劇是農業(yè)社會的產物，更確切而言，是種植谷物后逐漸出現的稅收制度所導致的結果。

威爾金森和皮克特認為，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發(fā)展出了對不同社會環(huán)境的靈活適應性：

“在進化史中，人類曾經遇到各種極端的社會環(huán)境，一端是推崇‘強權即真理’的統(tǒng)治階級主導的社會，另一端是充滿關愛、分享互助的社會。我們并沒有一勞永逸的適應某一種環(huán)境，相反，表達遺傳與進化出來的心理讓我們同時具備了兩種人性，可以根據所處社會系統(tǒng)的需要被觸發(fā)?！?/p>

這兩種人性的一種事關不平等，強調競爭和超越，另一種事關平等，強調協(xié)作、同情心和相互信賴。它們構成了人類動機和行為的兩股重要推動力量，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一個人的身份認同，特別是一個人的尊嚴是否及能否得到尊重。按照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的觀點，這兩種人性也可被稱為“優(yōu)越激情”和“平等激情”。

“優(yōu)越激情”是民主時代以前等級社會秩序得以維系的根基，“平等激情”是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現代社會出現的強勁動力。進入近代，平等主義開始占上風，威爾金森和皮克特在書中援引人類學研究的觀點指出，狩獵采集社會所采用的那種反對支配、維持平等的體系，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近現代社會運動的歷史先聲，“人們反抗獨裁，努力建設法治社會，尋求一種足以讓自身免受暴君和獨裁統(tǒng)治迫害的民主體制。”

敏感的自我

社會轉型與人類情感結構的變化相輔相成。弗拉斯珀勒認為，在工業(yè)化進程中，城市越來越大，人口密度越來越高，人們發(fā)現自己身處在一個到處都是陌生人的環(huán)境里，自我控制帶來的敏感性因此成為社會正常運轉的必要潤滑劑。至18世紀，哲學家讓-雅克·盧梭提出，敏感性是每個人都有的能力。

弗拉斯珀勒將18世紀稱為“共情的世紀”。她援引歷史學家林恩·亨特在《發(fā)明人權》一書中的發(fā)現指出，18世紀中葉，以英國作家塞繆爾·理查森的《克拉麗莎》（Clarissa）為代表的書信體小說廣為流行，西方人被這種以第一視角講述的故事所蘊含的真摯、直接的情感世界所深深打動。書信體小說培養(yǎng)了人們與陌生人的命運共情的能力，在書信體小說的鼎盛時期之后，美國和法國分別于1776年和1789年將“人人平等”寫入法律，并非巧合。弗拉斯珀勒認為，在“敏感性文學”（18世紀感傷主義文學）的大力推動下，出現了一種關于人際關系的新感覺方式，成為人類文明前進的重要推手。與敏感性文學交相輝映的是，共情成為18世紀哲學家關注的重要話題，從大衛(wèi)·休謨、亞當·斯密到盧梭，都對此有長篇累牘的論述。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擊碎了歐洲人對文明線性發(fā)展無限信心，同時也在心理學領域帶來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轉變——對暴力的感知從“計數”轉向了“講述”，受害者不再僅僅是那些喪失生命的人，也指那些幸存下來、但身體或心理遭受嚴重創(chuàng)傷的人，受害者對其體驗、震撼和夢想的講述越來越成為“受害者”的本質（這實際上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重要出發(fā)點）。

20世紀70-80年代后，學界又出現一種把“創(chuàng)傷”概念的焦點從個人轉移到外部環(huán)境上的趨勢。受越南戰(zhàn)爭的影響，“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的概念出現，而人們對“創(chuàng)傷”的理解越來越主觀化——能夠觸發(fā)創(chuàng)傷的誘因不斷延展，大到戰(zhàn)爭、近親死亡，小至電影、小說或一個詞語，幾乎任何東西都能使人產生創(chuàng)傷。這也導致了“（創(chuàng)傷）觸發(fā)警告”（trigger warning）的說法如今在社交網絡上非常常見。歷史學家斯文婭·戈爾特曼認為，這一趨勢的發(fā)展有利有弊：一方面，受害者的確得到了發(fā)聲的權利，他們的痛苦在輿論場中得到了承認；另一方面，人們也越來越難以分辨怎樣的人才算是受害者。

時至今日，言說和揭露創(chuàng)傷已成為弱勢群體抗議結構性歧視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手段，全球反性騷擾運動讓我們再次看到了這種做法的強大力量——受害者公開言說自己的痛苦，可以使之成為共同的、公認的痛苦，進而推動社會變革。弗拉斯珀勒提醒我們注意，對弱者之痛苦的高度敏感，實際上源自現代社會人人平等之承諾應然與實然之間的落差，“正因為社會越來越平等，敏感性反而越來越被點燃?！?/p>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不能僅從經濟維度去理解平等。福山認為，如果說20世紀的政治格局由經濟議題界定左右光譜分布，那么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這個光譜更多是由身份界定的，與物質自利同樣重要的是，被邊緣化的群體對自身尊嚴得到公開承認有了強烈的渴求。在他看來，這是當下身份政治的核心。

文藝作品開始成為身份政治的重要戰(zhàn)場，在文藝作品中被長期邊緣化的弱勢群體對此越來越敏感，他們開始要求被承認，被更完整、更立體的呈現，否則就視之為對其的傷害。在梳理敏感性進程時，弗拉斯珀勒指出，學界的“語言學轉向”是當今的這種語言敏感性的一股推動力量。語言學轉向涉及一些可追溯到20世紀初的理論假設，“語言符號具有現實效果，即語言不單指向現實，還創(chuàng)造著現實?！比鹗空Z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認為，語言中的符號（能指）與概念（所指）之間的對應是任意的，語言結構主要由成對的對立構成，比如“男人”與“女人”、“黑”與“白”、“上”與“下”。其后，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提出消解和重新思考語言的固定結構，他認為意義可以通過對符號的別樣使用而變遷。

美國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將德達的符號解構理論革命性地應用于性別問題，她在《性別麻煩》中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男人”和“女人”只要始終作為一對相對的概念出現，就會固定人們對性別的認知，性別因此不是“自然”的，而是“行事的”（performative）。弗拉斯珀勒分析稱，如果身份是由語言塑造的，那么按照這樣的邏輯，語言也可以破壞身份，或者從一開始就否認一些群體的身份，并在實際上剝奪他們的生存權。語言敏感性的出發(fā)點因此在于，如果語言在我們對世界、對自我的感知中發(fā)揮如此根本性的作用，那么我們必須改變語言——從措辭到敘事方式，讓邊緣化群體（比如女性）被看到、被認可。

尾聲：共情注定有限，彼此理解是否可能？

以上構成了女性主義文藝批評思潮的智識背景。用弗拉斯珀勒的話來講，如今我們處于這樣的一個時代，“人們普遍提倡共情，提倡用回撤代替對峙，用敏感代替堅硬，用理解代替隔閡?！比欢J為，共情是有局限性的。

這種局限性既表現在他人經驗主觀性的不可及——無論我們多么努力去采用他人的視角看待問題，我們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他人——又表現在過度共情會有喪失視角的危險中。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追求在一個敘事中面面俱到地顧及到所有人的經驗、立場與感受，這個敘事可能就不再對事物有任何自身的看法。她援引弗里茨·布萊特豪普特在《共情的陰暗面》中的觀點指出，“人的客觀化”會導致“人的稀釋”，導致一種自我否定，“（客觀的人的）身份其實是‘沒有身份’，這種人通過失去或擱置自我而變得有能力去共情?！?/p>

在女性主義的范疇內，共情涉及的另外一個核心問題是“立場理論”。根據立場理論，由于男性在父權制社會處于統(tǒng)治地位，他們對世界的理解和想法是片面和反常的，處于從屬地位的女性在被壓迫的處境中，反而能對世界的某些領域發(fā)展出更客觀和深刻的看法。我們不難發(fā)現，這正是女性主義文藝批評一直在激辯的論點。

弗拉斯珀勒認為，敏感性的提高固然推動了社會進步，但它并不天然等同于進步性，把敏感性美化和絕對化會使其成為退步性。這是因為，當我們過度強調敏感性時，我們給避免立場沖突造成的傷害（比如避免文藝作品中的男性視角對女性受眾的傷害）賦予了過高的價值，有滑向一種以鄰為壑、“我們VS他們”的身份政治的危險——我們不再相信不同的群體有跨越彼此的差異，發(fā)現共同點的可能。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立場沖突不僅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是有益的。如弗拉斯珀勒所注意到的，建設性的對話建立在“你”和“我”視角之間的相互作用、在共情和挑戰(zhàn)的交鋒的基礎之上。

在弗拉斯珀勒看來，18世紀至今，敏感性已被賦予了太多價值，是時候重提以尼采為代表的另外一種思想脈絡了——韌性產生于現實生活中所經歷的傷痛，人能夠“從傷口中產生力量”：

“（敏感的自我）期待著來自世界的各種保護，卻不期待自主地去做什么，必須有針對性的加強韌性，這對于人們行使自主權至關重要……韌性（反抗力量）寓于藝術中，寓于人類的創(chuàng)造欲望中；韌性寓于語言泛指的失敗中；韌性寓于文明進程本身蘊含的古老的史前史中；韌性寓于每個人的脆弱性中，它是一個有待發(fā)掘的寶藏。韌性不是敏感性的敵人，而是敏感性的姐妹。它們只能一起掌握未來?！?/p>

參考資料：

【德】斯文婭·弗拉斯珀勒.《敏感與自我》.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3.

【英】理查德·威爾金森,凱特·皮克特.《收入不平等》.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23.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中譯出版社.2021.

《逆風吐槽<漫長的季節(jié)>，這漫長的爹味》，蘿嚴肅

https://mp.weixin.qq.com/s/KclGJlc_4duHyyKEd-L2HQ

《編輯部聊天室 | 電影中有令人不適的部分，就不值一看了嗎？》，界面文化

http://m.hbyanyusl.cn/article/88454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