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心理咨詢室里，當我們思索抑郁與焦躁情緒從何而來，回避型依戀和控制欲為何難以擺脫時，許多案例會向上追溯至原生家庭，或者自身的人格特質(zhì)，但很少會有人想到，這些心理狀況和一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在被網(wǎng)絡討論褒獎的人際處理方式里，“拒絕內(nèi)耗”、“盡早退場“或“人間清醒”等表達常越來越常見。為何人們會覺得陷入兒女情長的人不夠強大？我們對感情與人際關系的理解，是否和收入不平等狀況也有關系呢？

基尼指數(shù)的大小會影響人們的思維和情緒感知力，潛移默化地干涉我們與他人的關系。在《收入不平等》一書中，公共衛(wèi)生學學家理查德·威爾金森與凱特·皮克特發(fā)現(xiàn)，在一個有著高收入差距的社會，我們的情緒與人際關系更容易受到負面影響。比如當社會的等級體系很嚴密時，人們就更可能被等級劃分，隨之對自身的價值產(chǎn)生更強烈的不安全感；人們彼此之間的信任度會降低，社群關系也更加薄弱；讓自己看上去是成功人士的壓力，可能導向更長的工作時間和負債的可能。收入不平等不僅關乎看似遙遠的社會公義，也與所有人的失落、焦慮、無安全感，以及愛相關。

《焦慮癥的流行》

作者｜[英]理查德·威爾金森 [英]凱特·皮克特 翻譯｜周媛 

別人也會有這種感覺嗎？還是我確實出了什么問題？我確實覺得自己會在別人面前隱藏真實的自我。

——2012年，聊天網(wǎng)站“我只想一個人待著”帖子

為了驗證我們的假說，看看收入不平等是否真的會讓所有人對身份地位以及他人的看法懷有更強烈的焦慮感，社會學家理查德·萊特和克里斯托弗·惠蘭對平等水平不同的社會中的人們的身份焦慮水平進行了比較。他們采用了2007年“歐洲生活質(zhì)量調(diào)查”收集的31個國家（27個歐盟國家，外加挪威、克羅地亞、馬其頓和土耳其）的35634名成年人的數(shù)據(jù)。

“一些人看不起我是因為我的工作崗位或收入水平”，受訪者被要求針對這個問題，以同意的程度來給分。這看起來是個合理的衡量標準，足以看出不同社會中的人是不是或多或少在意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因此展開的競爭。研究者發(fā)現(xiàn)，在不同國家中，同意或者強烈同意這一觀點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存在巨大差異。身份焦慮水平在羅馬尼亞、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葡萄牙和馬其頓等更加不平等的國家中更高，在捷克、丹麥、挪威、瑞典、斯洛文尼亞和馬耳他等相對更平等的國家中則相對較低。其他西歐國家的不平等水平大多處于中位。收入不平等會提高社會中人們的身份焦慮水平，最有可能的解釋是，它讓人更強烈地感覺到社會頂層的人尤為重要，而社會底層的人幾乎一文不值。而且，當金錢成為不可撼動的衡量個人價值的標準時，所有人都會更擔心自己的社會地位。

在所有這些國家中，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降低，身份焦慮會逐漸增強，而且，如你預想的那樣，收入最高的人明顯沒有收入最低的人那么焦慮。但是，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任何收入水平的人的身份焦慮都比較嚴重。正如我們所預測的，更大的收入差距會加重所有人在社會評價體系中的焦慮感，讓他們更擔心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別人對自己的評價。

在更具有競爭性、更不平等、更注重物質(zhì)的社會中，社會階級的劃分尤為重要，人們也更喜歡和他人進行比較，成功的主要標志就是在他人眼中過得很好，擁有所有象征成功的物質(zhì)基礎。支配行為體系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人們會對可能產(chǎn)生社交威脅的局面格外敏感。據(jù)此，我們可以假設，當我們的社會地位更高，覺得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也會被身邊人重視時，抑郁與焦慮的水平就會比較低，而當我們的社會地位極有可能下降，對人生的掌控也沒那么強時，抑郁和焦慮的水平就會增高。

有一種普遍的看法是，當人們升到領導崗位，面對更多的要求，需要承擔更多職責時，就會承受更大壓力。然而，假如隨著身份的提高，領導對自我的把控也變得更強，那么他們因為擔當領導職務而承受的壓力就會變小。

哈佛大學開設了針對企業(yè)主管的教育培訓，有人對此進行了研究，并對擔任領導職務（即負責管理別人）的人與沒有擔任領導職務的人進行了比較。在考慮了年齡、性別、受教育水平、收入和性格等因素的影響后，研究者發(fā)現(xiàn)，領導者體內(nèi)應激激素的水平較低，相較非領導人群，焦慮水平也更低。然后，研究者針對領導群體進行了單獨研究，觀察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他們對形勢的掌控能力以及承受壓力的能力。領導職務越高的人（即管理更多的人，有更多人直接對其匯報工作）體內(nèi)皮質(zhì)醇含量越低，焦慮水平也越低，因為職務越高，對周圍的掌控力就越強。因此皮質(zhì)醇含量更低，焦慮水平也更低。職務更高的人擁有更大的權力和控制力，他們承受的壓力也更小。

斯特林大學的心理學家亞歷克斯·伍德和他的同事也研究了職務高低的重要性，他們的論點是，如果社會地位對于精神健康如此重要，收入作為地位的一種標志，也應該與精神健康息息相關。獲得收入的多寡最為重要，因為它決定了一個人在社會等級中的位置。

他們抽取了一個非常大的樣本，在全英國選出3萬人作為研究對象，采用了一種能夠比較絕對收入水平與收入級別影響力差異的數(shù)據(jù)模型。他們發(fā)現(xiàn)，如果是為了預測一個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收入級別的參考價值比絕對收入水平要大，甚至在將年齡、性別、受教育水平、婚姻狀況、房產(chǎn)擁有情況等因素納入考量后也是如此。研究者還證明，無論最初的心理狀態(tài)如何，一個人在一段時間內(nèi)的收入級別和接下來一年中精神狀態(tài)的變化存在關聯(lián)。那些企圖自殺的人也是如此：人們在收入分配中所屬的級別遠比他們實際賺到多少錢更重要。即在一段時間內(nèi)，不是具體薪資，而是人們的收入在這個社會群體中所處的位置決定著他/她到底會出現(xiàn)怎樣的抑郁癥狀。

現(xiàn)在，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收入不平等會讓人更多感受到社會評價體系帶來的威脅，從而激活支配行為體系，于是，我們漸漸理解了更嚴重的收入不平等對精神健康造成的負面影響。已有數(shù)項研究表明，謝里·約翰遜和同事發(fā)現(xiàn)的一些與支配行為體系相關的失調(diào)癥狀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中更為常見。

美洲開發(fā)銀行的研究者收集了93個國家共8萬人對2007年“蓋洛普調(diào)查問卷”(Gallup Opinion Poll)的回復。盡管這項調(diào)查問卷中只有受訪者對抑郁癥的一些主觀感受，因而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其結果還是很能啟發(fā)思考。在所有受訪者中，共有將近15%的人反饋自己在前一天有抑郁癥狀。但很明顯，在某些國家這個比例要低很多，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則高很多。這些差異與平均收入水平無關，但與收入不平等密切相關。與居住在鄉(xiāng)村的人相比，城市里的人似乎更強烈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影響。有些研究專門針對特定人群。比如，在針對23個高、中、低收入國家的17348名大學生開展的一項調(diào)查中，在控制了家庭財富和其他因素的變量后，研究者發(fā)現(xiàn)，更高水平的收入不平等會導致更嚴重的抑郁癥狀。

一些研究已經(jīng)表明，收入差距更大的地方，精神分裂癥也更為常見。覆蓋面最大的一項研究通過107種不同的衡量標準，對26個國家中精神分裂癥患病率進行了研究，發(fā)現(xiàn)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中患病率也更高，研究者認為，這或許是因為，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中，社會凝聚力更低，對社會地位的比較也更頻繁。

現(xiàn)實就是，不平等會帶來真實的痛苦——不管我們怎么定義這種痛苦，它都切實地存在。更明顯的不平等加強了社會地位產(chǎn)生的威脅和自我的身份焦慮，喚起一種羞恥的情緒，讓我們本能地想要退縮、屈服、從屬于他人。而當社會階級金字塔更高、坡度更陡，對自己身份地位的不安全感不斷增加時，會出現(xiàn)更廣泛的心理層面的負面后果。也就是說，身份競爭越激烈、焦慮越嚴重，人們就會越不友好、越少做出利他行為，越有可能欺辱別人。

研究進一步證明，雖然影響程度不同，但不僅僅是個別個體，而是整個社會都會遭受損害。除了感到沮喪之外，努力想要追上他人這件事也會讓我們失去同理心。更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后果是破壞整個社會的凝聚力?？咸卮髮W的社會學家羅伯特·德弗里斯和他的同事選擇了參加過一項網(wǎng)絡人格測試的志愿者作為樣本，來驗證他們的假說，即不平等會營造一種競爭更激烈、人心更渙散的社會氛圍。

他們測量人們在“親和度”量表——該量表衡量人們對別人的態(tài)度及行為，指標包括樂于助人、體貼、相互信任，而不是試著給他人挑錯、冷漠、粗魯或是好斗上的得分。研究者們想要驗證，生活在更加不平等社會中的人在應對更加鮮明的階級劃分時，“親和度”水平是否會更低。即使是將年齡、性別、受教育水平、城鎮(zhèn)化水平、平均收入水平和種族等因素納入考量后，他們的猜想依然得到了證實。

牛津大學的社會學家瑪麗·帕什科夫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她發(fā)現(xiàn)，在收入不平等更嚴重的歐洲國家，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幫助鄰居、老人、移民、病人和殘障人士的意愿都更低。人們并不會更加努力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反而很容易被不平等帶來的各種困難束縛，從而變得灰心喪氣。另外一項更深入的研究收集了24個歐洲國家的實驗數(shù)據(jù)，證明了在更加不平等的國家，公共生活的公民參與度(加入娛樂、政治、慈善、宗教或其他專業(yè)團體、俱樂部或機構組織的意愿)明顯要低許多。多年來，我們也很清楚，在更不平等的地方，對他人的信任度會變低。很顯然，更加不平等的社會的凝聚力會變小。

之所以隨著不平等越來越嚴重，人們的公共生活參與度會降低，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斷增長的社會評價威脅：人們選擇退出公共生活，因為它給他們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大。在更加不平等的社會，由于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增大，整個社會也變得更加支離破碎——人們越來越自我封閉，左鄰右舍之間關系疏遠，同時更擔心自己的外表，怕給別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更傾向于“離群索居”。當人們感覺被人排斥或者受到威脅時，這種心理過程不僅會影響個體的身心健康，還會影響整個社會的政治生活。

本文書摘部分節(jié)選自《收入不平等》，經(jīng)出版社授權發(fā)布，較原文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