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家林棹在長篇小說《潮汐圖》的后記里曾提到，中國貿(mào)易畫為這部小說提供了靈感。2017年，她看到了一批18、19世紀廣州風景畫，這些風景畫通常而言被稱作貿(mào)易畫或外銷畫。林棹說，她好像被猛然推背，一連串疑問隨之升騰，畫卷中的神奇風景于是成為了《潮汐圖》最初的創(chuàng)作推動力。
這些畫是怎樣的呢？它們畫了什么？它們?nèi)缃裨谀睦铮咳绻鼈円呀?jīng)作為商品漂洋過海珍藏于國外的博物館或他處，我們是否還有機會一睹其真面目？如果要將這些貿(mào)易畫拼圖一般置入中國美術(shù)史之中，它們又處于怎樣的位置上？
在文化學者侯印國的《過日子：中國古人日常生活彩繪圖志》 一書中，多部清朝時期中國廣州一帶畫師所繪的外銷畫冊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輔以文獻介紹其歷史背景，我們或可借此一窺貿(mào)易畫的真面貌，并思考曾經(jīng)的世界是如何對中國文化感到好奇并與之相處的。
《“第三只眼”看古人生活》（節(jié)選）
撰文 | 侯印國
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說：“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條件之一就是既能夠吸引別人的注意力，又能夠持續(xù)保有這種吸引力。當西方剛剛接觸中國時，中國就明顯表現(xiàn)出這種能力?！笔聦嵣?，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吸引力不僅僅在剛剛接觸時就產(chǎn)生了，而且綿延了漫長時光，并且中國文化也在不同層次影響甚至改變了西方文明。
喬治·梅森評價說：“一個中國人的優(yōu)點在于他舉止的莊重?！眻D中確實是一位身穿官服的清代莊重男子。清代官員的官服按照品級不同，裝飾的補子圖案也不同，在乾隆時期最終定型。據(jù)《清史稿·輿服志》記載，文官一品為仙鶴，二品為錦雞，三品為孔雀，四品為雁，五品為白鷴，六品為鷺鷥，七品為?，八品為鵪鶉，九品為練雀。武官一品為麒麟，二品為獅子，三品為豹，四品為虎，五品為熊，六品為彪，七品、八品為犀牛，九品為海馬。圖中所繪的，是一位一品文官形象。
最晚在《馬可·波羅游記》問世后，歐洲人已經(jīng)開始廣泛了解到遼闊、富庶的“契丹國”。隨著1492年8月3日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在西班牙揚帆出海，海上航線開辟，為歐洲耶穌會士來華提供了交通基礎(chǔ)。最早來華的耶穌會士是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他在16世紀中葉抵達廣東后在此病逝，未能來到中國內(nèi)地。16世紀后期，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和利瑪竇（Matteo Ricci）成功進入中國內(nèi)地，積極采取適應(yīng)中國文化的政策，甚至嘗試將其教義和儒家思想糅合起來，這種“中國化”的嘗試被康熙皇帝稱為“利瑪竇規(guī)矩”。嘗試“中國化”的傳教士和不認同這一做法的其他傳教士發(fā)生了曠日持久的“中國禮儀之爭”。有趣的是，這一爭論波及西方思想文化界，使得中國文化得以在歐洲廣泛傳播，受到歐洲學者和思想家的重視，成為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助推器，雖然這些思想家所描述的“中國思想”充滿了想象色彩。法國著名漢學家艾田蒲（Rene Etiemble）在其名著《中國之歐洲》中寫道：“在1700年前后，不管是冉森派教徒，還是耶穌會士，不論是懷疑主義者，還是笛卡爾主義者，只要進行思想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想象中國，對中國作出思考?！币慌谌A的外國傳教士或來華使節(jié)用圖像描繪出他們眼中的中國并寄回歐洲，其中大量尚未被中國讀者所熟知。
與此同時，18—19世紀廣州的外銷畫開始風行。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批準開放沿海海上貿(mào)易，來華的西方商船迅速匯聚于此。次年，清政府在廣州設(shè)立機構(gòu)管理各國商貿(mào)事務(wù)，各國東印度公司紛紛在此設(shè)立商館，專門負責與西方貿(mào)易的中介機構(gòu)開始出現(xiàn)，這就是有名的“十三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要求西方貿(mào)易只能在廣州進行，廣州為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中國藝術(shù)品通過貿(mào)易大量進入西方，引發(fā)中國風的熱潮，這種需求催生出了獨特的外銷畫。這些畫作大都由廣州十三行的畫家們用西方繪畫的技術(shù)畫成，但同時保留著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藝術(shù)形式，其形式包括紙本水粉畫、線描畫、通草水彩畫、布本油畫、象牙畫、玻璃畫等，題材類型則極其廣泛，堪稱是當時中國社會生活、自然生態(tài)的“全景圖”，其中展示市井生活和手工業(yè)制作的作品體量最大。
書架伴隨著書籍形態(tài)的變化而不斷改進，其形態(tài)變化多樣，多有各種別出心裁的巧妙設(shè)計，材質(zhì)也多用高級木料，也有竹或其他材質(zhì)的書架。圖中的書架造型輕盈，分為四層，中間隔以抽屜二具。旁邊的小書架則式樣頗為別致。
19世紀英國旅行者奧斯曼德·泰凡尼（Osmend Tiffany）在其游記中就寫道：“這些米紙畫（指外銷畫）……表現(xiàn)了中國的商業(yè)貿(mào)易、日常生活、世俗禮儀和宗教活動，都顯得生動真實。從神圣的宗教儀式到世俗的娛樂場景，無一不繪于畫中?！睆默F(xiàn)存的外銷畫來看，主要題材包括當時中國社會的家庭生活、手工業(yè)制作、商貿(mào)情景、職業(yè)樣態(tài)、游藝娛樂、婚嫁喪娶、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戲曲故事，等等。
這些主題反映了西方人了解中國社會和民俗文化的需要。外銷畫的主要銷售對象是訪問廣州的外國商人、海員和旅行者，這些外銷畫無疑是他們最佳的“旅游紀念品”，是他們回國后向親友展示異國游歷的最重要憑證。他們回國后，這些外銷畫往往被組織展覽會進行展示、交由出版商印刷出版或者被各大博物館收藏研究。當時西方關(guān)于中國的書籍中，也往往使用外銷畫作為插圖，可以說，外銷畫受到了西方社會的極大重視，是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媒介。
鴨船就是用于飼養(yǎng)和運輸之用的特殊船種。屈大均在《翁山佚文》中《場記》一文中寫道：“鴨之船出沒其間，以數(shù)十百計，以余谷為飯，以蟛蜞、蜆子、花魚、蝦為錯。鴨肥大而價賤，不可勝食。”清代《番禺縣志》中載：“鴨，歲有兩次看養(yǎng)，……雖千百成群，以竹竿呼之，各為其群，無一失者?！痹谶@精細的飼養(yǎng)過程中，鴨船起著重要作用。
這些來華商人、傳教士、旅行家定制或繪制的圖畫，生動反映出18—20世紀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民間文化，通過極強的紀實性和直觀性，彌補了文獻史料的不足，對我們了解古人日常生活有著重要價值。而且由于這些外銷畫大都收藏在國外博物館，往往不為中國讀者所熟知，尤其具有介紹的必要。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圖像或出于來華的傳教士，或出于十三行的底層畫師，而且外銷畫不少屬于根據(jù)底本復制，其繪制的中國生活往往經(jīng)過了簡單的藝術(shù)化處理。曾擔任第二屆香港總督兼英國駐華公使的漢學家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就曾在其書中寫道：
“生活在歐洲的人們對于中國人的體貌特征的印象一直被奇怪地誤導著，這要歸咎于從廣州販運而來的制造品上的圖畫，這些圖畫通常是用一種比較寫意的漫畫形式表現(xiàn)的......結(jié)果，在許多人心中，那種輕浮和滑稽的特點都和世界上最堅韌、最能理解別人和最注重實際的人們聯(lián)系在了一起?！?/p>
侯印國 著 ［清］佚名 繪
領(lǐng)讀文化·臺海出版社 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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