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經(jīng)故事薈 王紅霞
編輯|陳紀英
為了戒掉手機癮,這屆年輕人太拼了。
豆瓣「反技術(shù)依賴」和「遠離屏幕計劃」小組,記錄了他們的“花式行為藝術(shù)”,有人一回到家,就用無痕膠把手機粘在墻面較高位置,強行把“移動手機”變成“固定電話”,以此降低使用頻率;還有人把討厭的人的自拍“照騙”設(shè)置成手機桌面,激發(fā)生理厭惡感,來避免觸碰手機。
這些“無所不用其極”的努力,足以見證他們痛定思痛的決心。
盡管如此努力,但手機癮依然難戒斷。
尤其在疫情封控之下,很多人要居家辦公和學習,在孤獨的環(huán)境、薄弱的意志力、焦慮的情緒等多重加持下,手機更容易成為回避現(xiàn)實的避風港。
艾媒咨詢數(shù)據(jù)顯示,2021中國大學生群體中有45.8%的人日均使用手機時長為3~6小時,26.4%的人日均使用手機時長為6~8小時,日均使用手機時長在8小時以上的人數(shù)占比也達到了7.3%。
日均8-10小時的手機使用時長,已成很多年輕低頭族的常態(tài)。這些時間大多流逝在視頻、小說、游戲的心理舒適區(qū)中,除去睡眠,幾乎“人不離機”。
《財經(jīng)故事薈》采訪了其中幾位00后的年輕人,他們戒斷手機的決心是堅定的,目的是一致的,為視力、為健康、為前途。在這條路上,他們?nèi)〉昧穗A段性成效,也走過獨特的心路歷程。
代價:流逝的時間,增加的病痛
收到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后,李穎徹底放松下來,每天花在短視頻的時間能到10個小時。床是主要陣地,脖子下墊2個枕頭,頸椎以異常的角度彎曲,手指在小紅書、B站間不斷彈跳,等反應(yīng)過來,半天已經(jīng)過去了,“這就像上個世紀躺在床上吸大麻”,她自嘲。
因為玩手機,整個大學期間她的近視提高了400度。更遺憾的是,因為考研期間日均5小時刷機,她無法全力復習,考試分數(shù)沒達標,錯過了第一志愿,“如果當時少玩一點,也許就能考上理想學校了。”
李穎厭惡這種狀態(tài),但卻次次被拿捏住人性的弱點,“在時間的流逝中,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手機仿佛成為了我人生的遙控器?!?/p>
一邊是頭腦清醒的要離開,一邊是手指不受控制的滑動,這吊詭的失控感!一個活生生的人怎么會臣服于一個工具呢?
一些科學研究或可解釋,以“沉迷重災(zāi)區(qū)”短視頻為例,中國浙江大學在《NeuroImage》期刊發(fā)表的一項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揭示了短視頻成癮的生物學機制。
研究發(fā)現(xiàn),相較于一般視頻,在觀看個性化推送的視頻時,大腦中與獎賞系統(tǒng)相關(guān)的中腦腹側(cè)被蓋區(qū),會表現(xiàn)出更高的激活狀態(tài)。而另外一些負責注意力分配及意識控制的區(qū)域,則出現(xiàn)了活動的減弱,這會造成自控能力的降低。
千人千面的推送算法和“手指一滑,就能收獲15秒即時快樂”的設(shè)計機制,讓勢利的大腦將觀看短視頻的行為與快樂回報聯(lián)系起來,使人持續(xù)產(chǎn)生刷刷刷的渴望,并且在生理上難以自控。
李穎對此有很深的體會。“自感罪惡”的狀態(tài)持續(xù)了半個月之后,她受不了了,開始尋求改變。
當她再次感受到時間的厚度時,源自于一個十分日常的場景。五一假期,早上6點不到,她和父母去奶奶家吃飯、聊天、外出踏青,所有事情做完一看才上午9點,她回想起之前不管多早醒來,9點時一定在床上刷手機。
“對比之下才感受到時間的厚重,同樣一小時,可以刷手機,但也足夠完成好多事了?!?/p>
在手機對時間的吞噬中,小羅付出過更久的代價。畢業(yè)后因為疫情打亂了澳洲打工計劃,他被迫開始了“Gap Year”,其中長達半年的時間里,他每天在微博、豆瓣、小紅書間游走,“2021年一半的時間就這么被無聲無息的占據(jù)了,而且沒有任何收獲?!?/p>
他不只滿足做一個看客,更熱衷于和網(wǎng)友辯論。每個話題他都系統(tǒng)做功課,認真表達觀點,希望被認同。在某些問題上,他甚至會和陌生網(wǎng)友激烈對罵,失控的對杠之后,只留下疲憊和空虛,“感覺自己變得越來越暴躁,成了一個狂妄的杠頭”。
這并非個例,美國天普大學的心理學家亨利?威爾默的研究發(fā)現(xiàn),刷手機的頻率與沖動焦躁的情緒成正比。
除了時間和精力的消耗外,手機成癮癥可能還帶來生理健康隱患,比如干眼癥,脊椎病,腰肌勞損,腱鞘炎等。
認識到沉迷手機的危害,是上述“機奴”做出改變的第一步。
妥協(xié):與“無聊”和解
手機的入侵往往發(fā)生在注意力無處安放的時候。
正在讀大一的思思看透了這一點,“玩手機不是因為好玩,而是無聊,玩多了也知道就那些內(nèi)容,怎么刷也刷不出新東西了”,她決定戒斷。
此前借助于高考這個外部壓力,她總算暫時扼制住對網(wǎng)文的癡迷,但一入大學,外部壓力陡減,她重回“泥潭”。
這是很多大學生的真實寫照,前無高考的壓迫感,后無找工作的緊迫性,而手機恰好提供了消磨時間的便捷方案。
作為重度機奴,思思日均刷機12個小時,“一開手機,醉生夢死”。3月初的一天,她甚至在貼吧里消磨了近10個小時,“說真的,現(xiàn)在我都想不起來看了啥了,就隨便瞎逛”。
高中保持的每個月5~6本書的閱讀習慣,已經(jīng)消失殆盡;上課時不時瞄一眼手機;作業(yè)借鑒同學;考試臨時抱佛腳;很多次玩完手機起床去廁所的路上,都感到腦袋發(fā)暈,“非常的懸浮,整個世界都是虛幻的。”
思思很想改變,一開始她立下一天只玩2個小時的誓言,嘗試鎖屏、不帶手機,給自己安排好學習、運動、閱讀的各項計劃,但每一次都失敗了。
但就在五一的前兩周,轉(zhuǎn)折點來臨了,她突然意識到,戒斷手機的前提是學會忍受無聊,“只要我不玩手機,做什么都好,哪怕是發(fā)呆、睡覺這種看似無意義的事”。
而此前的失敗,則是因為每次一旦強制脫離手機,就因空虛而焦躁,只能重新逃進虛擬世界,這是多數(shù)人在戒斷初期會出現(xiàn)的典型癥狀。
思思的底層邏輯是,玩手機不會對現(xiàn)實有任何提升,碎片化信息激發(fā)的只是淺層的、未經(jīng)實踐的情緒,而就著碎片化信息表達出的觀點,皆是拾人牙慧,很容易偏激強勢,還不如發(fā)呆、睡覺更有益處。
上課無聊,那就想想午飯要吃什么;
排隊無聊,就觀察身邊的人和事,覺得很有意思;
無事可做,那就睡覺,以前不到6小時的日均睡眠,現(xiàn)在8小時起步;
這個靈光一閃的認知,促使她放下了手機,日均使用時長從12小時降到4~5小時。
奇妙的是,當注意力回歸到現(xiàn)實世界后,一些比發(fā)呆、睡覺更有價值的興趣也隨之涌現(xiàn),比如聽播客、健身、看紀錄片,思思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內(nèi)心變得淡定平和了一些,無論是氣色還是心理,“都健康了不少?!?/p>
目的:找回掌控感
一位曾是重度機奴分享了一個有趣的頓悟,沉迷微博三年、反復卸載過六七次的他某天突然發(fā)現(xiàn),原來微博熱搜詞條是有格式規(guī)律的,比如 “XX說XX”:北大教授說年輕人婚前未必要買房、董明珠稱孟羽童直播帶貨是義務(wù)勞動、朗朗說學音樂不能太功利。
看透招式的一瞬間,他突然覺得熱搜“好沒勁啊”,一個個機械的公式,就像一個個鉤子,而他主動上鉤“實在太愚蠢”。
那一刻,他決定從手機的“信徒”,變成凌駕于手機之上的“主導者”——回到人本該處于的正確位置。“明白了原理就有了掌控感,意味著我可以隨時打開,也可以隨時關(guān)閉,不會有那么深的眷戀?!?/p>
姜寧寧則經(jīng)由另外的路徑抵達這種掌控感。
因疫情無法返校的她,在家里待了4個月,因為家里散漫的節(jié)奏,以及潛意識里對大四畢業(yè)設(shè)計論文的逃避,她不知不覺陷在手機里。
第三個月時她痛定思痛,設(shè)立了一個嚴苛的目標:每天刷機時長從6小時降低到2.5小時。
她在網(wǎng)上加入了一個反內(nèi)耗小組,和網(wǎng)友互相監(jiān)督,每日進行閱讀、冥想的打卡,有時候還因連續(xù)打卡獲得群主獎勵。
有趣的是,使用時長并無明顯降低,但她與手機的關(guān)系卻因每天0.5~1小時的閱讀和冥想,變得截然不同了。
根本區(qū)別是人被手機控制,還是人來控制手機。
現(xiàn)在手機對姜寧寧仍然有吸引力,看到八卦有時也會刷下去,但區(qū)別是,手機不再有支配她的魔力,她隨時都能停下來了。
她分析根本原因是,長時間迷失在社交網(wǎng)絡(luò)中,人就像一個空洞的木偶,跟自我的連接斷開了,但冥想、讀書提升了有效的專注時間后,“我又找回了自控力”。
伴隨著自我意識的重啟,寫東西、彈吉他的興趣,以及深度的人生思考,也重新浮現(xiàn)。
有一天中午,冥想半小時后,她睜開眼看到房間的那一刻,意識到現(xiàn)在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
去年8月份她就確定了保研,準備走科研這條路,“這是一條隨大流的選擇”。但現(xiàn)在,她開始向內(nèi)洞察自我興趣,“很多科技好像并不是為了改變生活,而是讓世界的熵越來越多,創(chuàng)造出需求讓人來消費”。
這種覺醒,是她決定尊重內(nèi)心釋放自己,“我為什么不能去干自己喜歡的搖滾樂呢?”
那天中午完成冥想之后,她撿起了閑置很久的舊吉他,“等我30多歲時,可能吉他已經(jīng)彈的很好,說不定都在玩樂隊了。”
這樣的人生想象和突如其來的“頭腦風暴”,是信息流的喂養(yǎng)無法帶來的,它們只存在于現(xiàn)實世界專注的思考里。
至于2.5小時的目標還重要嗎?姜寧寧覺得,時長不是關(guān)鍵,擺脫手機依賴癥,拿回主導權(quán)才是根本。
方法:各求其道
為了戒手機,小羅研究了網(wǎng)友們貢獻的經(jīng)驗,常見的方法有:鎖機軟件、用回老人機、水墨屏、卸載軟件等。
但這些對小羅都不太適用:
疫情期間到處都要健康碼,使用老人機不現(xiàn)實;
除了手機,他還有iPad、電腦和其他電子屏幕,如果用鎖機軟件,意味著所有產(chǎn)品都要安裝且同時開啟,這太荒謬了;
嘗試將屏幕調(diào)整成黑白模式,也沒能降低看手機頻率。
他還嘗試過全球云自習室,打開攝像頭接受他人監(jiān)督,感受也不舒適。
最后,小羅嘗試用AppWatch,既能替代手機中的電子支付、健康碼、信息通知等必備功能,同時又隔絕了娛樂。當他去星巴克看書或超市購物時,就故意不帶手機,用AppWatch完成支付,效果挺明顯。
這種方式前期帶有一點強迫性和不適應(yīng),但慢慢就能將注意力一點點從手機抽離,“以前30分鐘要看一次,變成1小時,再就慢慢可以不看了。”
但被小羅摒棄的鎖機軟件,對李穎卻十分有效。
她一度嘗試過多個鎖機軟件,有的太嚴格了不習慣,有的要開會員,最后留下了其中一個,如今,她將鎖機模式設(shè)置成:上午、下午、晚上三個時段,分別鎖一個半小時,玩半個小時,再鎖一個半小時,其他時間可以隨意使用。
最終,日均刷機時長從9小時降到6小時,李穎覺得這是很大的進步,但這種物理隔離有效的前提,可能和李穎正處于考研結(jié)束的放假階段,無需頻繁與外界互動有關(guān)。
比如大二的周眉就親歷了鎖機軟件的“麻煩”,她嘗試過多個鎖機軟件,一個月只有3次提前開鎖的機會,效果雖然很明顯,但有時學習時急需查看信息,就不太靈活了,慢慢也就不用了。
她還用過手機自帶功能:超過使用時長屏幕變灰色,但不具備強制性,對于不太自律的她效果就不大。
最后,她找到的有效方式,是和一個朋友互相監(jiān)督,每晚10點互相檢查使用時長,超過4小時就要發(fā)5.2元紅包。如果兩人都超時,更久的人紅包金額翻倍,而且她們會排除掉學習軟件的使用時間,很靈活有效。
這場互相監(jiān)督已經(jīng)歷時了一個月,周眉的刷機時長顯著降低,從原來8小時,穩(wěn)定在3~4小時。“找一個不會互相包庇的朋友很重要。”
任何方法都不是一勞永逸的,戒斷手機是一個動態(tài)變化的過程,因為外在環(huán)境和內(nèi)在狀態(tài)瞬間即變,求安逸的本能和求上進的訴求持續(xù)博弈,失控在朝夕之間,人與手機的對抗仍需上下求索。
(李穎、小羅、思思、姜寧寧、周眉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