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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年輕人變得“保守排外”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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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年輕人變得“保守排外”了嗎?

日本社會學家橋本健二認為,“陷入困境的下層階級內部正在滋生法西斯主義的萌芽,這絕非危言聳聽?!?/p>

來源:視覺中國

按:排外主義言論在社交網絡上甚囂塵上、右翼政黨從年輕人那里獲得了不少選票……種種現(xiàn)狀給我們留下了日本年輕人正在變得“保守排外”的印象。事實真是如此嗎?日本社會學家橋本健二在《新型日本階級社會》一書中討論了這個問題,通過種種調查,他發(fā)現(xiàn)問題并非那么簡單。

橋本健二指出,和年齡層相比,黨派傾向是決定一個日本人是否排外更重要的因素。更確切而言,自民黨的支持者更有可能持“排外主義”和“重視軍備”立場。自1955年日本各保守派整合為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以來,該黨除了少部分時間段以外長期執(zhí)政,是日本政壇保守勢力的代表。自民黨的支持者顯示出的典型形象,是容忍差距擴大,立足于自我責任論的立場,反對收入再分配。

黨派立場之外,階級差異也在影響排外程度。橋本健二認為,經典資本主義社會的二元結構(資本家階級-工人階級)早已不適用于分析日本現(xiàn)狀。首先,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原本由資本家階級自行管理的部分業(yè)務被委托給了工人階級當中的部分成員,“新中產階級”隨之出現(xiàn),他們即是哈佛大學中日研究專家傅高義在戰(zhàn)后日本觀察到的“工薪族”(salary men),雖然他們就出賣勞動力獲取工資這一點與工人階級無異,但其地位高于工人階級。與此同時,工人階級內部也出現(xiàn)分化,在被雇傭的文員、銷售、服務及其他體力勞動者之外,還出現(xiàn)了由非正規(guī)工人構成的“下層階級”,再加上由自營業(yè)者及家庭從業(yè)者構成的“舊中產階級”,橋本健二提出日本的“新型階級社會”由上述五個階級構成。

進一步觀察階級差異我們會發(fā)現(xiàn),階級立場與多元文化主義之間的關系出現(xiàn)了某種“扭曲”。下層階級中越是支持收入再分配的人越有強烈的排外主義傾向。橋本健二認為這種“扭曲”尤其值得警惕,因為它揭示了以往的左右翼政治框架已經崩潰,傳統(tǒng)左翼工人階級已不復存在。在經典日本左翼思想中,受壓迫的工人階級往往在呼吁平等和縮小差距的同時熱愛和平,否定軍備,要求承擔亞太戰(zhàn)爭中侵略海外的責任,與曾經侵略過的國家的人民建立友好的關系。但從調查結果來看,現(xiàn)實情況卻是,“他們對差距的不滿與對縮小差距的要求不是與對和平的要求相結合,而總是與排外主義相結合?!边@一洞察不僅有助于加深我們對當今日本社會政治光譜的理解,也有助于我們揭開全球民粹主義風潮中的部分迷思。

《關于差距的對立關系結構》(節(jié)選)

撰文 | 橋本健二 翻譯 | 張啟新

年輕人未必趨于保守,下層階級與排外主義有某種聯(lián)系

進入21世紀伊始,年輕人的保守化一詞開始盛行。它源于以下一系列事件:一開始引起熱議的是,在小泉純一郎首相領導下的自民黨在2005年的眾議院議員選舉(所謂的郵政選舉”)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在這中間,許多年輕人都投了自民黨的票。其后,在2014年的東京都知事選舉中,以右翼言行著稱的田母神俊雄又從年輕人處獲得了不少選票。還有,據(jù)報道,在每次投票結束時在出口處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年輕人大都投了執(zhí)政黨的票。

除此以外,在互聯(lián)網的公告板、博客等上面日積月累日益擴大的右翼性、排外主義的言論甚囂塵上,而發(fā)出這些言論的博主、鍵盤俠們被稱為網絡右翼。據(jù)說,這批人大多數(shù)是年輕人,而且是沒有固定工作的低收入的年輕人。針對這一傳言,樋口直人作了如下闡述。

在涉及到網絡右翼的論題時,某種如標配般的說辭必定如影隨形。即在這些網絡右翼中必有掙扎謀生于社會的邊緣或底層的,充滿疏離感與懷才不遇的憤懣之情的人們。這些人大都是男性,他們在網絡上發(fā)泄著累積的不滿,將一腔怨氣撒到韓國、中國以及“在日外國人”等“敵對者”的身上。(樋口直人《日本型排外主義》)

樋口曾就此問題采訪過排外主義運動的活動家們,其調查結果顯示,排外主義運動的活動家當中大學畢業(yè)生居多,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正規(guī)就業(yè)的白領。這一事實否定了上述說辭。同樣以“網絡右翼自居、在互聯(lián)網上擁有眾多粉絲的古谷經衡也曾在網上做過獨立的調查,對象基本上都是在網上與自己有交流的人(如推特或臉書上的好友),其結果也顯示,大多數(shù)網絡右翼分子都是三四十多歲的白領與自營業(yè)者,大學畢業(yè)生超過六成,收入也較高(《網絡右翼的逆襲》)。由此可見,排外主義運動的活動家或活躍于網上的網絡右翼是底層年輕人的說法純屬違背事實的無稽之談。

那么,并不活躍的一般年輕人是否越來越保守呢?我們用數(shù)據(jù)來證明吧。

圖表6-1顯示的是不同的年齡層,從1985年到2015年為止的30年間對自民黨的支持率的變化。1995年所有的年齡層對自民黨的支持率都大幅下降,這是因為新黨的成立導致對政黨的支持的結構發(fā)生了暫時性的巨大變化,我們從觀察長期變化的角度,將其忽略。除此以外,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趨勢。

首先,對自民黨的支持率,從1985年到2005年為止,所有的年齡層都下降很多。其中,下降幅度較大的是40歲以上的人群,40歲以下下降幅度較小,這主要是因為40歲以下的人群的支持率本來就很低,從比率上來看減少了三成或四成,差別不大。但是,到了2015年,50歲以上的人群的支持率持續(xù)下降,40—49歲的人的支持率橫向徘徊,相比之下,40歲以下的人群的支持率反而有所上升,由此,由不同年齡層顯示出的支持率的差距縮小了。即40歲以下的年輕人對自民黨的支持率并沒有顯著上升,只不過其支持率沒有繼續(xù)下降罷了,另一方面,50歲以上的支持率下降了,相較之下,年輕人的親自民色濃厚了一些。所以,僅此而言,說年輕人趨于保守也無不可。

那么,就此是否就可認為現(xiàn)在的年輕人對“網絡右翼所表現(xiàn)出來的排外主義,或者說是國家主義的主張有共鳴呢?在2016年的首都圈調查中,曾就此問題專門設計列出了一組通常的輿論調查不會涉及的問題。將表現(xiàn)右翼心態(tài)的主張直接提了出來,詢問受訪者贊同與否。問題內容與部分調查統(tǒng)計結果如下:

“不希望自己居住的地區(qū)外國人越來越多”

非常贊同1.1%

有些贊同36.1%

不太贊同40.2%

根本不贊同7.1%

不知道6.5%

“最好能夠修改日本國憲法、擁有軍隊”

贊同2.6%

不好說28.8%

不贊同49.4%

不知道9.1%

“美軍基地集中在沖繩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贊同15.0%

不好說33.5%

不贊同41.2%

不知道0.3%

對于“不希望自己居住的地區(qū)外國人越來越多”一題,贊同與反對基本上各占一半。本國憲法、擁有軍隊一題,其結果與大多數(shù)輿論調查一樣,反對的人大大超過了贊成的人。尤其是女性,反對的人高達56.5%。但是,如果將無所謂視為接受派,那么,就不得不承認,贊成”+“接受反對是處于對立的觀點。其后的美軍基地集中在沖繩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的問題是這一調查中最怕看到結果的一道題目。結果,反對大大超過了贊成。但是,與上一題一樣,若將無所謂視為接受派,那么,贊同”+“接受還稍微超出了反對一些。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那么,根據(jù)不同的年齡層來看一看這些答案,會有怎樣的結果呢?如圖表6-2所示,結果簡單明了。年輕人與其他年齡層的人相比,并沒有明確支持“軍備重視的主張。確實,對軍備重視這一題,20多歲的年輕人回答贊同無所謂的比率略高一點,而根本不贊同的比率低一點,但也不能說與其他年齡層的人有很大的差異。其次,就排外主義而言,高年齡層的人反而支持力度更強,20多歲的低年齡層當中,排外主義傾向是最弱的。

那么認為低學歷低收入的底層年輕人正趨于保守化的主張是否正確呢?我們用同樣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以30歲以下的年輕人為對象,按不同的學歷、不同的收入等不同的階級重新進行分析以后,并未得出底層年輕人具有很強的“排外主義” “軍備重視的傾向的結果。

這一結論同樣適用于以所有年齡層為對象的統(tǒng)計結果。在階級分類中,如果追加了兼職主婦。最明顯不過的是男女差別,男性表現(xiàn)出更強烈的排外主義傾向。這主要是由一批學歷為中學畢業(yè)的受訪者的較低比率的非常贊同有些贊同和較高比率的不知道的回答所導致的結果,而總體上并無實質性的差別。在階級類別中,新中產階級、正規(guī)工人及下層階級之間并無差別,只有資本家階級排外主義傾向越來越強。而排外主義傾向最弱的是兼職主婦。

但是,更詳細地分析下去的話,不可否認下層階級的人與排外主義之間有某種聯(lián)系。

自民黨支持者更排外,公明黨支持者排外傾向最弱

支持“排外主義重視軍備的人非常傾向于否認差距擴大的事實,反對收入再分配。但是,在做進一步分析之前,讓我們來確認一下排外主義”“重視軍備與政黨支持的關系。

圖表6-8是按支持的政黨顯示的支持排外主義重視軍備的傾向。關于排外主義,2個回答都是非常贊同的情況下得6分,2個回答都是根本不贊同0分,此外關于重視軍備也是如此,2個回答都是贊同4分,2個回答都是不贊同0分,如此這般將回答變換成分數(shù),然后再根據(jù)得分大小,分成四個階段,以將回答者可以均衡地分類,然后再進行統(tǒng)計。

結果一目了然,兩者與支持的政黨的關系非常清晰地顯現(xiàn)出來。自民黨的支持者支持排外主義的傾向強烈。而支持“重視軍備的傾向之強烈更是遙遙領先于其他的政黨支持者及無黨派人士。除了自民黨支持者,公明黨支持者支持排外主義的傾向特別弱,此外,民進黨支持者支持重視軍備的傾向特別弱。盡管如此,民進黨的支持者、公明黨的支持者、共產黨的支持者,以及無黨派人士之間的差異并不大,而自民黨的支持者與他們的異質性更為顯著。讓人覺得自民黨的支持者就好像是狂熱地支持排外主義重視軍備的邪教團體似的。

那么,“排外主義”“重視軍備及其對差距的認識的關系是如何呢?根據(jù)上述結果,自民黨的支持者顯示出的典型形象,是些容忍差距擴大,立足于自我責任論的立場,反對收入再分配的人,可以想象,他們同時也會支持排外主義重視軍備。從數(shù)據(jù)來看,也的確有這個傾向。但是,也并非那么簡單。因為,排外主義重視軍備及其對差距的認識的關系還會因所屬階級而不同。圖表6-9即通過統(tǒng)計量解釋了這一層關系。所謂統(tǒng)計量即顯示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的方向與強弱程度的相關系數(shù)。

首先來看一下不分階級進行總體統(tǒng)計的情況。對收入再分配的支持與排外主義的相關系數(shù)為-0.067,與重視軍備的相關系數(shù)為-0.166,兩者皆為負數(shù),這在統(tǒng)計學上是有意義的。它說明,從總體上來看,并不像支持收入再分配的人那樣,都是支持排外主義的,此外,還表明總體上沒有采取支持重視軍備的立場。誠如預料的結果。

然而,相關系數(shù)的值以及正負的符號也因階級而不同。尤其是排外主義更為明晰。收入再分配與排外主義的相關系數(shù)在資本家階級與新中產階級那里,分別為-0.200和-0.176等兩個極大的負值,其絕對值大大超過在總體上看到的相關系數(shù)(-0.067)。它意味著,在資本家階級與新中產階級中,支持排外主義的傾向并不像支持收入再分配的傾向那樣強烈。對這兩個階級的人來說,支持收入再分配與支持排外主義是互不相容的兩件事。

然而,在正規(guī)工人、兼職主婦和舊中產階級中,相關系數(shù)的值較小,看不到兩者間的關聯(lián)。而下層階級在支持收入再分配與支持排外主義之間的相關系數(shù)達到了0.248這一個相當大的正值。它意味著下層階級中越是支持收入再分配的人越有強烈的排外主義傾向。

支持收入再分配與支持重視軍備的關系如何呢?新中產階級、兼職主婦、舊中產階級的情況下,相關系數(shù)為極大的負值。它意味著,這些階級中的人并不像支持收入再分配的人那樣支持重現(xiàn)軍備重視。而其他的階級、資本家階級、正規(guī)工人、下層階級的相關系數(shù)的絕對值較小,看不到兩者之間的關聯(lián)。即和平主義者未必會支持收入再分配。

下層階級與其他階級相比并不一定更支持排外主義。但是,下層階級有著其他階級所沒有的特征:即這一階級當中對旨在縮小差距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支持傾向與排外主義結合在了一起。為了進一步闡明這個問題,再來看看下面的統(tǒng)計吧。

上面,我們將支持收入再分配的傾向與排外主義的傾向分成四個階段進行了統(tǒng)計,現(xiàn)在我們將其進一步簡化成兩個階段,將這兩種統(tǒng)計方法組合成圖表6-10。根據(jù)這張圖表,關于收入再分配與排外主義的認識被區(qū)分成四個類型。這四個類型與所屬階級的關系如圖表6-11所示。

資本家階級、新中產階級、正規(guī)工人中,采取對收入再分配持消極態(tài)度但是排外主義傾向強烈的“容忍差距排外主義”立場的人最多,分別占到40.6%37.8%36.9%。其次是對收入再分配持消極態(tài)度但不支持排外主義的容忍差距多文化主義立場,分別占到25.7%、26.2%26.3%。

然而在下層階級中,持積極支持收入再分配且排外主義傾向強烈的糾正差距排外主義立場的人達到最高的36.2%。兼職主婦中容忍差距多文化主義稍多,對糾正差距持中間立場,但是,排外主義傾向比較弱。舊中產階級接近于兼職主婦的傾向,四個類型基本上都是對立的。

在戰(zhàn)后的和平運動、左翼運動中,對平等的訴求常與對和平的訴求相結合。參加這些運動或對這些運動抱有共鳴的人也是在謀求平等的同時謀求和平。相反,右派則在否定對平等的訴求,認為是在謀取“惡性平等”“無視效率的同時,謀求軍備擴張。同樣是對平等的訴求,前者在追究亞太戰(zhàn)爭中的戰(zhàn)爭責任時,將其與對日本曾經侵略過的國家的人民的贖罪意識結合起來。而右派則在否定對平等的訴求的同時,公然否認侵略的事實,或將戰(zhàn)爭合理化,對追索戰(zhàn)爭責任的中國和韓國,以及左派的主張一直激烈地反對。所以,從政治立場來看,糾正差距和平主義多文化主義的立場與容忍差距重視軍備排外主義的立場可以說一直被認為是合乎邏輯的左派與右派的立場。

再看分析的結果,這種結構看似已經崩潰。確實,如圖表6-9所示,從總體的情況來看,這種結構看似已經很脆弱,然而它還是存在著的,對平等的訴求與對和平的訴求在新中產階級、兼職主婦、舊中產階級那里是結合在一起的。另外,對平等的訴求與多文化主義在資本家階級與新中產階級那里也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將上述兩者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只有新中產階級,而下層階級則特別將對平等的訴求與排外主義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

前面已經確認,下層階級總體上并不都是排外主義的。只不過對糾正差距的訴求與排外主義緊密結合的情況僅發(fā)生在下層階級而已。貧困的人一方面要求通過收入再分配來糾正差距,另一方面對外國人的流入持有戒心,并非常排斥中國人和韓國人追究戰(zhàn)爭責任的主張。下層階級中持這一立場的好像大有人在。陷于困境的下層階級內部正在滋生法西斯主義的萌芽,這絕非危言聳聽。

在2017年10月的眾議院選舉中,人們的目光都聚焦于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領的希望之黨,從上述的統(tǒng)計結果來看,希望之黨的政策中有著意味深長的亮點。希望之黨要求希望成為公認候補的候選人簽署一份政策協(xié)議,這份政策協(xié)議中包含了接受可以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的安保法制、反對授予外國人參政權等內容。然后在選舉中公開承諾對憲法第九條的改正進行探討。完全是排外主義、重視軍備的主張。

然而,在承諾的同時,該黨的政策綱領中還包括了促進正規(guī)就業(yè)、引進基本收入等縮小差距實現(xiàn)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即把排外主義、重視軍備與收入再分配結合到了一起?;蛟S并沒有很多的掌權者注意到這一點,結果沒能得到廣泛的支持,但是,作為新政黨今后的態(tài)度,可以說她已經給出了一個先例。

以往的政治框架已崩潰,傳統(tǒng)左翼工人階級不復存在

前文提出了對排外主義、軍備擴張的認識,對差距的認識,以及支持的政黨等,并分析了它們與所屬階級的關系。這些認識從廣義的角度來說,也可以稱之為政治意識。

所屬階級、對差距的認識、政治意識等相互之間有著很深的關系,這些關系往往很復雜,并不能夠輕易把握。但是,留下這種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對階級、差距認識、政治意識之間理應有著非常單純的關系這一點深信不疑的恰恰是我們自己。

關于階級與差距,然后是政治的關系,以往在日本傳統(tǒng)的左翼勢力間有一種人們深信不疑的有力的假設。也堪稱為“社會主義革命假設的這一假設內容如下。

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大階級是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剝削工人階級。由此兩者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而且這一差距還會不斷擴大。財富越來越集中到資本家階級手里,工人階級越來越窮。最后工人階級就會謀求消滅資本家階級的統(tǒng)治,以及讓自己深陷窮困狀態(tài)的資本主義經濟。就這樣工人階級通過直接的行動或通過議會的手段掌握政權,廢除或大幅度修正資本主義,以實現(xiàn)差距的縮小。這是左翼運動的基本協(xié)議。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然后根據(jù)自己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與悲慘的戰(zhàn)敗經驗,日本的左翼運動又增加了其他的要素。這就是在上一節(jié)已經提到的,和平主義與對軍備的否定,以及對亞太戰(zhàn)爭中的戰(zhàn)爭責任的追究和日本對曾經侵略過的國家的人民的贖罪意識。由這些要素形成的有關階級、差距、政治的一體化圖式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的左翼運動以及對此抱有同情心的人們的心里。從這一立場出發(fā),資本主義社會的被壓迫階級即工人階級在謀求糾正差距以脫離貧困狀態(tài)的同時,理應熱愛和平,否定軍備,承擔亞太戰(zhàn)爭中侵略海外的責任,與曾經侵略過的國家的人民建立友好的關系。

這一典型的想法可以從1946年51日舉行的恢復五一勞動節(jié)(第17個勞動節(jié))的大會宣言的以下一段文字中看到。

與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攜起手來,在緊密團結的基礎上向著再次在世界上播撒戰(zhàn)爭種子的專制主義、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開火。

只有這樣,我們工人大眾才能擺脫饑餓和貧困,世界才能充滿和平和榮光。(摘自《日本勞動年鑒》第二十二集)

過于樂觀的展望,但是作為一個假設也無不可。只是現(xiàn)實實在是相去甚遠。

階級結構越來越復雜。原來被設想為單一階級的雇員=工人階級在很久以前就已開始向新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分裂,現(xiàn)在連工人階級也在向正規(guī)工人與下層階級進一步分裂。這三者之間已如第三章闡明的那樣,差距已經很大了,互相之間也仍有差異。所以本書將這三者分別列為三個階級。

這三個階級在現(xiàn)代日本社會差距已然擴大,而且貧困階層增加的事實也已眾所周知。對事實的認識基本達成一致。但是,承認事實并不意味著這三個階級對糾正差距持積極的態(tài)度。

首先,已有很多人接受了將差距與貧困合理化的自我責任論。此外,即使認同差距過大的通論,但是對“政府哪怕采取增加富人稅金的措施,也應該充實對窮人的福利”“不管生活困難的原由為何,國家也應該照顧生活有困難的人等具體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表示支持的人未必會很多。支持的人多是收入最低的下層階級,新中產階級與正規(guī)工人對貧困階層反而更冷漠,甚至被認為對下層階級抱有敵意。

那么下層階級是否體現(xiàn)出了左翼運動一直描繪的那種古典的工人階級的形象呢?受到殘酷的剝削陷于窮困的狀態(tài),被迫從事異化的勞動,對現(xiàn)狀抱有強烈的不滿,這些就是用于形容古典的工人階級的條件。但是,除此以外,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他們沒有社會資本的積累,相互之間缺少通力合作的機會。不少人在身體和精神方面都存在著問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對差距的不滿與對縮小差距的要求不是與對和平的要求相結合,而總是與排外主義相結合。

從這種現(xiàn)狀來看,要實現(xiàn)縮小差距與消除貧困的政治路線著實讓人費解。有利的階級的人們容易安于差距擴大的現(xiàn)狀,而不利的下層階級對縮小差距的訴求又朝著錯誤的方向誤打誤撞。

《新型日本階級社會》
[日]橋本健二 著 張啟新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1-12

本文書摘部分節(jié)選自《新型日本階級社會》第六章,內容有刪節(jié),標題編輯自擬,經出版社授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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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本健二指出,和年齡層相比,黨派傾向是決定一個日本人是否排外更重要的因素。更確切而言,自民黨的支持者更有可能持“排外主義”和“重視軍備”立場。自1955年日本各保守派整合為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以來,該黨除了少部分時間段以外長期執(zhí)政,是日本政壇保守勢力的代表。自民黨的支持者顯示出的典型形象,是容忍差距擴大,立足于自我責任論的立場,反對收入再分配。

黨派立場之外,階級差異也在影響排外程度。橋本健二認為,經典資本主義社會的二元結構(資本家階級-工人階級)早已不適用于分析日本現(xiàn)狀。首先,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原本由資本家階級自行管理的部分業(yè)務被委托給了工人階級當中的部分成員,“新中產階級”隨之出現(xiàn),他們即是哈佛大學中日研究專家傅高義在戰(zhàn)后日本觀察到的“工薪族”(salary men),雖然他們就出賣勞動力獲取工資這一點與工人階級無異,但其地位高于工人階級。與此同時,工人階級內部也出現(xiàn)分化,在被雇傭的文員、銷售、服務及其他體力勞動者之外,還出現(xiàn)了由非正規(guī)工人構成的“下層階級”,再加上由自營業(yè)者及家庭從業(yè)者構成的“舊中產階級”,橋本健二提出日本的“新型階級社會”由上述五個階級構成。

進一步觀察階級差異我們會發(fā)現(xiàn),階級立場與多元文化主義之間的關系出現(xiàn)了某種“扭曲”。下層階級中越是支持收入再分配的人越有強烈的排外主義傾向。橋本健二認為這種“扭曲”尤其值得警惕,因為它揭示了以往的左右翼政治框架已經崩潰,傳統(tǒng)左翼工人階級已不復存在。在經典日本左翼思想中,受壓迫的工人階級往往在呼吁平等和縮小差距的同時熱愛和平,否定軍備,要求承擔亞太戰(zhàn)爭中侵略海外的責任,與曾經侵略過的國家的人民建立友好的關系。但從調查結果來看,現(xiàn)實情況卻是,“他們對差距的不滿與對縮小差距的要求不是與對和平的要求相結合,而總是與排外主義相結合?!边@一洞察不僅有助于加深我們對當今日本社會政治光譜的理解,也有助于我們揭開全球民粹主義風潮中的部分迷思。

《關于差距的對立關系結構》(節(jié)選)

撰文 | 橋本健二 翻譯 | 張啟新

年輕人未必趨于保守,下層階級與排外主義有某種聯(lián)系

進入21世紀伊始,年輕人的保守化一詞開始盛行。它源于以下一系列事件:一開始引起熱議的是,在小泉純一郎首相領導下的自民黨在2005年的眾議院議員選舉(所謂的郵政選舉”)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在這中間,許多年輕人都投了自民黨的票。其后,在2014年的東京都知事選舉中,以右翼言行著稱的田母神俊雄又從年輕人處獲得了不少選票。還有,據(jù)報道,在每次投票結束時在出口處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年輕人大都投了執(zhí)政黨的票。

除此以外,在互聯(lián)網的公告板、博客等上面日積月累日益擴大的右翼性、排外主義的言論甚囂塵上,而發(fā)出這些言論的博主、鍵盤俠們被稱為網絡右翼。據(jù)說,這批人大多數(shù)是年輕人,而且是沒有固定工作的低收入的年輕人。針對這一傳言,樋口直人作了如下闡述。

在涉及到網絡右翼的論題時,某種如標配般的說辭必定如影隨形。即在這些網絡右翼中必有掙扎謀生于社會的邊緣或底層的,充滿疏離感與懷才不遇的憤懣之情的人們。這些人大都是男性,他們在網絡上發(fā)泄著累積的不滿,將一腔怨氣撒到韓國、中國以及“在日外國人”等“敵對者”的身上。(樋口直人《日本型排外主義》)

樋口曾就此問題采訪過排外主義運動的活動家們,其調查結果顯示,排外主義運動的活動家當中大學畢業(yè)生居多,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正規(guī)就業(yè)的白領。這一事實否定了上述說辭。同樣以“網絡右翼自居、在互聯(lián)網上擁有眾多粉絲的古谷經衡也曾在網上做過獨立的調查,對象基本上都是在網上與自己有交流的人(如推特或臉書上的好友),其結果也顯示,大多數(shù)網絡右翼分子都是三四十多歲的白領與自營業(yè)者,大學畢業(yè)生超過六成,收入也較高(《網絡右翼的逆襲》)。由此可見,排外主義運動的活動家或活躍于網上的網絡右翼是底層年輕人的說法純屬違背事實的無稽之談。

那么,并不活躍的一般年輕人是否越來越保守呢?我們用數(shù)據(jù)來證明吧。

圖表6-1顯示的是不同的年齡層,從1985年到2015年為止的30年間對自民黨的支持率的變化。1995年所有的年齡層對自民黨的支持率都大幅下降,這是因為新黨的成立導致對政黨的支持的結構發(fā)生了暫時性的巨大變化,我們從觀察長期變化的角度,將其忽略。除此以外,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趨勢。

首先,對自民黨的支持率,從1985年到2005年為止,所有的年齡層都下降很多。其中,下降幅度較大的是40歲以上的人群,40歲以下下降幅度較小,這主要是因為40歲以下的人群的支持率本來就很低,從比率上來看減少了三成或四成,差別不大。但是,到了2015年,50歲以上的人群的支持率持續(xù)下降,40—49歲的人的支持率橫向徘徊,相比之下,40歲以下的人群的支持率反而有所上升,由此,由不同年齡層顯示出的支持率的差距縮小了。即40歲以下的年輕人對自民黨的支持率并沒有顯著上升,只不過其支持率沒有繼續(xù)下降罷了,另一方面,50歲以上的支持率下降了,相較之下,年輕人的親自民色濃厚了一些。所以,僅此而言,說年輕人趨于保守也無不可。

那么,就此是否就可認為現(xiàn)在的年輕人對“網絡右翼所表現(xiàn)出來的排外主義,或者說是國家主義的主張有共鳴呢?在2016年的首都圈調查中,曾就此問題專門設計列出了一組通常的輿論調查不會涉及的問題。將表現(xiàn)右翼心態(tài)的主張直接提了出來,詢問受訪者贊同與否。問題內容與部分調查統(tǒng)計結果如下:

“不希望自己居住的地區(qū)外國人越來越多”

非常贊同1.1%

有些贊同36.1%

不太贊同40.2%

根本不贊同7.1%

不知道6.5%

“最好能夠修改日本國憲法、擁有軍隊”

贊同2.6%

不好說28.8%

不贊同49.4%

不知道9.1%

“美軍基地集中在沖繩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贊同15.0%

不好說33.5%

不贊同41.2%

不知道0.3%

對于“不希望自己居住的地區(qū)外國人越來越多”一題,贊同與反對基本上各占一半。本國憲法、擁有軍隊一題,其結果與大多數(shù)輿論調查一樣,反對的人大大超過了贊成的人。尤其是女性,反對的人高達56.5%。但是,如果將無所謂視為接受派,那么,就不得不承認,贊成”+“接受反對是處于對立的觀點。其后的美軍基地集中在沖繩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的問題是這一調查中最怕看到結果的一道題目。結果,反對大大超過了贊成。但是,與上一題一樣,若將無所謂視為接受派,那么,贊同”+“接受還稍微超出了反對一些。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那么,根據(jù)不同的年齡層來看一看這些答案,會有怎樣的結果呢?如圖表6-2所示,結果簡單明了。年輕人與其他年齡層的人相比,并沒有明確支持“軍備重視的主張。確實,對軍備重視這一題,20多歲的年輕人回答贊同無所謂的比率略高一點,而根本不贊同的比率低一點,但也不能說與其他年齡層的人有很大的差異。其次,就排外主義而言,高年齡層的人反而支持力度更強,20多歲的低年齡層當中,排外主義傾向是最弱的。

那么認為低學歷低收入的底層年輕人正趨于保守化的主張是否正確呢?我們用同樣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以30歲以下的年輕人為對象,按不同的學歷、不同的收入等不同的階級重新進行分析以后,并未得出底層年輕人具有很強的“排外主義” “軍備重視的傾向的結果。

這一結論同樣適用于以所有年齡層為對象的統(tǒng)計結果。在階級分類中,如果追加了兼職主婦。最明顯不過的是男女差別,男性表現(xiàn)出更強烈的排外主義傾向。這主要是由一批學歷為中學畢業(yè)的受訪者的較低比率的非常贊同有些贊同和較高比率的不知道的回答所導致的結果,而總體上并無實質性的差別。在階級類別中,新中產階級、正規(guī)工人及下層階級之間并無差別,只有資本家階級排外主義傾向越來越強。而排外主義傾向最弱的是兼職主婦。

但是,更詳細地分析下去的話,不可否認下層階級的人與排外主義之間有某種聯(lián)系。

自民黨支持者更排外,公明黨支持者排外傾向最弱

支持“排外主義重視軍備的人非常傾向于否認差距擴大的事實,反對收入再分配。但是,在做進一步分析之前,讓我們來確認一下排外主義”“重視軍備與政黨支持的關系。

圖表6-8是按支持的政黨顯示的支持排外主義重視軍備的傾向。關于排外主義,2個回答都是非常贊同的情況下得6分,2個回答都是根本不贊同0分,此外關于重視軍備也是如此,2個回答都是贊同4分,2個回答都是不贊同0分,如此這般將回答變換成分數(shù),然后再根據(jù)得分大小,分成四個階段,以將回答者可以均衡地分類,然后再進行統(tǒng)計。

結果一目了然,兩者與支持的政黨的關系非常清晰地顯現(xiàn)出來。自民黨的支持者支持排外主義的傾向強烈。而支持“重視軍備的傾向之強烈更是遙遙領先于其他的政黨支持者及無黨派人士。除了自民黨支持者,公明黨支持者支持排外主義的傾向特別弱,此外,民進黨支持者支持重視軍備的傾向特別弱。盡管如此,民進黨的支持者、公明黨的支持者、共產黨的支持者,以及無黨派人士之間的差異并不大,而自民黨的支持者與他們的異質性更為顯著。讓人覺得自民黨的支持者就好像是狂熱地支持排外主義重視軍備的邪教團體似的。

那么,“排外主義”“重視軍備及其對差距的認識的關系是如何呢?根據(jù)上述結果,自民黨的支持者顯示出的典型形象,是些容忍差距擴大,立足于自我責任論的立場,反對收入再分配的人,可以想象,他們同時也會支持排外主義重視軍備。從數(shù)據(jù)來看,也的確有這個傾向。但是,也并非那么簡單。因為,排外主義重視軍備及其對差距的認識的關系還會因所屬階級而不同。圖表6-9即通過統(tǒng)計量解釋了這一層關系。所謂統(tǒng)計量即顯示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的方向與強弱程度的相關系數(shù)。

首先來看一下不分階級進行總體統(tǒng)計的情況。對收入再分配的支持與排外主義的相關系數(shù)為-0.067,與重視軍備的相關系數(shù)為-0.166,兩者皆為負數(shù),這在統(tǒng)計學上是有意義的。它說明,從總體上來看,并不像支持收入再分配的人那樣,都是支持排外主義的,此外,還表明總體上沒有采取支持重視軍備的立場。誠如預料的結果。

然而,相關系數(shù)的值以及正負的符號也因階級而不同。尤其是排外主義更為明晰。收入再分配與排外主義的相關系數(shù)在資本家階級與新中產階級那里,分別為-0.200和-0.176等兩個極大的負值,其絕對值大大超過在總體上看到的相關系數(shù)(-0.067)。它意味著,在資本家階級與新中產階級中,支持排外主義的傾向并不像支持收入再分配的傾向那樣強烈。對這兩個階級的人來說,支持收入再分配與支持排外主義是互不相容的兩件事。

然而,在正規(guī)工人、兼職主婦和舊中產階級中,相關系數(shù)的值較小,看不到兩者間的關聯(lián)。而下層階級在支持收入再分配與支持排外主義之間的相關系數(shù)達到了0.248這一個相當大的正值。它意味著下層階級中越是支持收入再分配的人越有強烈的排外主義傾向。

支持收入再分配與支持重視軍備的關系如何呢?新中產階級、兼職主婦、舊中產階級的情況下,相關系數(shù)為極大的負值。它意味著,這些階級中的人并不像支持收入再分配的人那樣支持重現(xiàn)軍備重視。而其他的階級、資本家階級、正規(guī)工人、下層階級的相關系數(shù)的絕對值較小,看不到兩者之間的關聯(lián)。即和平主義者未必會支持收入再分配。

下層階級與其他階級相比并不一定更支持排外主義。但是,下層階級有著其他階級所沒有的特征:即這一階級當中對旨在縮小差距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支持傾向與排外主義結合在了一起。為了進一步闡明這個問題,再來看看下面的統(tǒng)計吧。

上面,我們將支持收入再分配的傾向與排外主義的傾向分成四個階段進行了統(tǒng)計,現(xiàn)在我們將其進一步簡化成兩個階段,將這兩種統(tǒng)計方法組合成圖表6-10。根據(jù)這張圖表,關于收入再分配與排外主義的認識被區(qū)分成四個類型。這四個類型與所屬階級的關系如圖表6-11所示。

資本家階級、新中產階級、正規(guī)工人中,采取對收入再分配持消極態(tài)度但是排外主義傾向強烈的“容忍差距排外主義”立場的人最多,分別占到40.6%、37.8%36.9%。其次是對收入再分配持消極態(tài)度但不支持排外主義的容忍差距多文化主義立場,分別占到25.7%26.2%26.3%。

然而在下層階級中,持積極支持收入再分配且排外主義傾向強烈的糾正差距排外主義立場的人達到最高的36.2%。兼職主婦中容忍差距多文化主義稍多,對糾正差距持中間立場,但是,排外主義傾向比較弱。舊中產階級接近于兼職主婦的傾向,四個類型基本上都是對立的。

在戰(zhàn)后的和平運動、左翼運動中,對平等的訴求常與對和平的訴求相結合。參加這些運動或對這些運動抱有共鳴的人也是在謀求平等的同時謀求和平。相反,右派則在否定對平等的訴求,認為是在謀取“惡性平等”“無視效率的同時,謀求軍備擴張。同樣是對平等的訴求,前者在追究亞太戰(zhàn)爭中的戰(zhàn)爭責任時,將其與對日本曾經侵略過的國家的人民的贖罪意識結合起來。而右派則在否定對平等的訴求的同時,公然否認侵略的事實,或將戰(zhàn)爭合理化,對追索戰(zhàn)爭責任的中國和韓國,以及左派的主張一直激烈地反對。所以,從政治立場來看,糾正差距和平主義多文化主義的立場與容忍差距重視軍備排外主義的立場可以說一直被認為是合乎邏輯的左派與右派的立場。

再看分析的結果,這種結構看似已經崩潰。確實,如圖表6-9所示,從總體的情況來看,這種結構看似已經很脆弱,然而它還是存在著的,對平等的訴求與對和平的訴求在新中產階級、兼職主婦、舊中產階級那里是結合在一起的。另外,對平等的訴求與多文化主義在資本家階級與新中產階級那里也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將上述兩者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只有新中產階級,而下層階級則特別將對平等的訴求與排外主義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

前面已經確認,下層階級總體上并不都是排外主義的。只不過對糾正差距的訴求與排外主義緊密結合的情況僅發(fā)生在下層階級而已。貧困的人一方面要求通過收入再分配來糾正差距,另一方面對外國人的流入持有戒心,并非常排斥中國人和韓國人追究戰(zhàn)爭責任的主張。下層階級中持這一立場的好像大有人在。陷于困境的下層階級內部正在滋生法西斯主義的萌芽,這絕非危言聳聽。

在2017年10月的眾議院選舉中,人們的目光都聚焦于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領的希望之黨,從上述的統(tǒng)計結果來看,希望之黨的政策中有著意味深長的亮點。希望之黨要求希望成為公認候補的候選人簽署一份政策協(xié)議,這份政策協(xié)議中包含了接受可以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的安保法制、反對授予外國人參政權等內容。然后在選舉中公開承諾對憲法第九條的改正進行探討。完全是排外主義、重視軍備的主張。

然而,在承諾的同時,該黨的政策綱領中還包括了促進正規(guī)就業(yè)、引進基本收入等縮小差距實現(xiàn)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即把排外主義、重視軍備與收入再分配結合到了一起。或許并沒有很多的掌權者注意到這一點,結果沒能得到廣泛的支持,但是,作為新政黨今后的態(tài)度,可以說她已經給出了一個先例。

以往的政治框架已崩潰,傳統(tǒng)左翼工人階級不復存在

前文提出了對排外主義、軍備擴張的認識,對差距的認識,以及支持的政黨等,并分析了它們與所屬階級的關系。這些認識從廣義的角度來說,也可以稱之為政治意識。

所屬階級、對差距的認識、政治意識等相互之間有著很深的關系,這些關系往往很復雜,并不能夠輕易把握。但是,留下這種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對階級、差距認識、政治意識之間理應有著非常單純的關系這一點深信不疑的恰恰是我們自己。

關于階級與差距,然后是政治的關系,以往在日本傳統(tǒng)的左翼勢力間有一種人們深信不疑的有力的假設。也堪稱為“社會主義革命假設的這一假設內容如下。

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大階級是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剝削工人階級。由此兩者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而且這一差距還會不斷擴大。財富越來越集中到資本家階級手里,工人階級越來越窮。最后工人階級就會謀求消滅資本家階級的統(tǒng)治,以及讓自己深陷窮困狀態(tài)的資本主義經濟。就這樣工人階級通過直接的行動或通過議會的手段掌握政權,廢除或大幅度修正資本主義,以實現(xiàn)差距的縮小。這是左翼運動的基本協(xié)議。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然后根據(jù)自己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與悲慘的戰(zhàn)敗經驗,日本的左翼運動又增加了其他的要素。這就是在上一節(jié)已經提到的,和平主義與對軍備的否定,以及對亞太戰(zhàn)爭中的戰(zhàn)爭責任的追究和日本對曾經侵略過的國家的人民的贖罪意識。由這些要素形成的有關階級、差距、政治的一體化圖式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的左翼運動以及對此抱有同情心的人們的心里。從這一立場出發(fā),資本主義社會的被壓迫階級即工人階級在謀求糾正差距以脫離貧困狀態(tài)的同時,理應熱愛和平,否定軍備,承擔亞太戰(zhàn)爭中侵略海外的責任,與曾經侵略過的國家的人民建立友好的關系。

這一典型的想法可以從1946年51日舉行的恢復五一勞動節(jié)(第17個勞動節(jié))的大會宣言的以下一段文字中看到。

與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攜起手來,在緊密團結的基礎上向著再次在世界上播撒戰(zhàn)爭種子的專制主義、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開火。

只有這樣,我們工人大眾才能擺脫饑餓和貧困,世界才能充滿和平和榮光。(摘自《日本勞動年鑒》第二十二集)

過于樂觀的展望,但是作為一個假設也無不可。只是現(xiàn)實實在是相去甚遠。

階級結構越來越復雜。原來被設想為單一階級的雇員=工人階級在很久以前就已開始向新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分裂,現(xiàn)在連工人階級也在向正規(guī)工人與下層階級進一步分裂。這三者之間已如第三章闡明的那樣,差距已經很大了,互相之間也仍有差異。所以本書將這三者分別列為三個階級。

這三個階級在現(xiàn)代日本社會差距已然擴大,而且貧困階層增加的事實也已眾所周知。對事實的認識基本達成一致。但是,承認事實并不意味著這三個階級對糾正差距持積極的態(tài)度。

首先,已有很多人接受了將差距與貧困合理化的自我責任論。此外,即使認同差距過大的通論,但是對“政府哪怕采取增加富人稅金的措施,也應該充實對窮人的福利”“不管生活困難的原由為何,國家也應該照顧生活有困難的人等具體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表示支持的人未必會很多。支持的人多是收入最低的下層階級,新中產階級與正規(guī)工人對貧困階層反而更冷漠,甚至被認為對下層階級抱有敵意。

那么下層階級是否體現(xiàn)出了左翼運動一直描繪的那種古典的工人階級的形象呢?受到殘酷的剝削陷于窮困的狀態(tài),被迫從事異化的勞動,對現(xiàn)狀抱有強烈的不滿,這些就是用于形容古典的工人階級的條件。但是,除此以外,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他們沒有社會資本的積累,相互之間缺少通力合作的機會。不少人在身體和精神方面都存在著問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對差距的不滿與對縮小差距的要求不是與對和平的要求相結合,而總是與排外主義相結合。

從這種現(xiàn)狀來看,要實現(xiàn)縮小差距與消除貧困的政治路線著實讓人費解。有利的階級的人們容易安于差距擴大的現(xiàn)狀,而不利的下層階級對縮小差距的訴求又朝著錯誤的方向誤打誤撞。

《新型日本階級社會》
[日]橋本健二 著 張啟新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1-12

本文書摘部分節(jié)選自《新型日本階級社會》第六章,內容有刪節(jié),標題編輯自擬,經出版社授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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