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獲得學院獎提名的電影《不要抬頭》結尾處，影片中的三名科學家主角在流星撞向地球之際，與家人和朋友在密歇根州中部的家中相聚，圍坐桌旁共進最后的晚餐。

在窮盡了一切努力后，他們吃掉了自己先前準備以及采購好的食物，在“與鄰人一同死去（dying neighborly）”——借用詩人、作家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1965年發(fā)明的說法——之前表達感謝和祈禱。

在1960年代與1980年代，一些作家與藝術家意識到了核戰(zhàn)爭的危險，在這些人講述的一小部分故事里，“與鄰人一同死去”是頗為常見的提法。他們不愿或難以接受政府建議的最后措施，即購買或建造自己的避難所，假裝自己能撿一條命。這些故事所收獲的關注度或贊譽，均無法與《不要抬頭》相比。但當今的圖書與電影在刻畫氣候危機或核戰(zhàn)爭時仍深受它們的影響。

避難還是死亡？

面對不愿意為大規(guī)模的避難所建設撥款的國會，肯尼迪政府轉而決定，要鼓勵私人加大對避難所產(chǎn)業(yè)的開發(fā)，在現(xiàn)有的公共設施里加入專用的避難空間。

雖然大規(guī)模的公共避難所在歐洲與其它一些地區(qū)并不鮮見，但社區(qū)層面的防空洞在美國卻普遍不被看好，被認為有共產(chǎn)主義色彩。結果便是，避難所大都只面向軍隊、政府官員以及那些具有足夠購買力的人開放。私人避難所的可行性與道德性是公開爭論的話題，而幾乎沒有人關注核戰(zhàn)爭的道德性及戰(zhàn)后的生存可能性。

休斯的短語來自《防空洞》（Bomb Shelters），屬于他的“小故事”系列。故事主角是一對虛構的工人階級黑人夫婦杰西和喬伊斯·森普爾，他們住在哈萊姆，故事內(nèi)容則多是二人在面對嚴峻問題之際碰到的一些簡短幽默的小插曲。例如，杰西本來準備響應政府有關新建地下室和后院防空洞的倡議，卻因城市居住環(huán)境過于狹小而作罷。

住單間的人如此之多，“就算法律有要求，房東又哪里建得起足夠的防空洞來提供給每個租客？”他懷疑道，“如果讓租客自己建防空洞——比如我和喬伊斯就住在小廚房里。（中略）一旦有突發(fā)情況，我們又如何能把其他租客擋在門外？”

接下來，杰西還設想了一番喬伊斯在一場空襲演習后的反應：“感謝上帝，你活下來了，杰西·森普爾！但我建議明天就推掉那座避難所。我沒辦法自己進去然后把別人的小孩和老人晾在外面。（中略）如果轟炸真的來了，那大家一起死就是了?！?/p>

與鄰人共存亡的反面，則是主流社會的爭論：假如你不想讓別人闖進自己的私人避難所，你是否有權射殺對方？這一爭論在1961年的連續(xù)劇《迷離時空》里有著戲劇性的呈現(xiàn)，其中陷入絕望的居民突破了一處地下室避難所入口，它本屬于一個城郊家庭，這家人有足夠的遠見因而提前自建了避難所。

但正如音樂家鮑勃·迪倫在回憶中所言，在他長大的明尼蘇達州，絕大部分工人階級聚居地都沒人有興趣建什么避難所，原因是“它可能會導致鄰里相斗以及朋友反目”。

聽命與逃遁

冷戰(zhàn)之下的“避難或死亡”這一二元公式意味著，能夠對核武器的存在這一前提表達有效抵抗的唯一故事，就是遵從自己所信奉的價值觀，帶著尊嚴死去。

而這也意味著這些抵抗的故事總是會抱著一種懷舊心態(tài)遁入傳統(tǒng)的社群、宗教或家庭價值，《不要抬頭》里大家齊聚一堂用餐的場面就呼應了這一傾向。

在林恩·利特曼（Lynne Littman）1983年的低預算戲劇《遺囑》里，加州北部，一個與世隔絕的社區(qū)的公民始終堅持自己的自由主義小鎮(zhèn)價值觀，直到最終屈服于觀戰(zhàn)者從未見過的核輻射。在影片接近尾聲時，韋瑟利家族里幸存及收養(yǎng)而來的成員準備了全家的最后一份簡單的晚餐，為他們業(yè)已喪失的東西做了見證。

海倫·克拉克森（Helen Clarkson）的小說《最后一天》（The Last Day）則描繪了馬薩諸塞州某個島上的社群成員如何一面集中資源，救濟城里來的難民，甚至于容納不滿的聲音，一面在核輻射之下一個接一個地安詳離世。

“我們已經(jīng)是一場大災變的幸存者”

冷戰(zhàn)期間，有關積極的抵抗、徹底的政策建議以及變革訴求的故事向來是不缺的，如今的狀況當然也一樣。但大部分得到講述的故事仍舊采取了“避難或死亡”這一設定，某些知名大平臺的作品尤其如此。這就限制了我們對變革之路的想象力。

不管是流星撞擊、氣候災害還是核戰(zhàn)爭，我們講述的結局樣貌都總是和60多年前沒什么兩樣：突如其來、無望以及徹底。解決方案也大都局限于一些短期的反應或具有投機色彩的技術性小修小補，譬如我們在《不要抬頭》里看到的就是這種情形，長期的變革或以人為本的舉措則相對罕見。

只要我們的文化還有一天跳不出我所稱的“地堡幻想（bunker fantasy）”，找不到其它有效的講故事的途徑，要采取長久有效的行動來因應氣候危機或核戰(zhàn)爭的持續(xù)威脅就仍是難上加難的。

這并不是說地堡幻想型故事對于推進積極行動或變革而言就毫無功效。正如《不要抬頭》的熱門所表明的，迫在眉睫的大災變之幽靈，足以喚起大眾的警惕與關注。但有心人還可以再進一步，將此形式加以擴展，傳達一些有望超越“避難或死亡”模式的信息。

不過對我們來說，地堡幻想在當今的更佳用途，或許是彰顯某個故事實際上具有較大的片面性。意識到特定形式之局限性的故事講述者越多，讀者與觀眾對于“世界的終結”究竟意味著什么的構想，也就會越發(fā)開放。

我不認為我所發(fā)現(xiàn)的“與鄰人一同死去”的范例全部來自邊緣性視角這一事實純屬偶然：哈萊姆的非裔美國人、中西部的鄉(xiāng)村工人階級社群、女性作家……這些人從許多方面看——正如出身于奧凱奧溫蓋部落（Ohkay Owingeh Pueblo，美國西南部的原住民群體——譯注）的推想性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作家芮貝卡·羅恩霍斯（Rebecca Roanhorse）所觀察到的——都“已經(jīng)是大災變的幸存者了”。

換言之，假如你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種族屠殺、奴隸制、殖民統(tǒng)治、父權制或是核爆炸，那你就根本不需要迫在眉睫的毀滅這個幽靈來幫助自己集中注意力。你已經(jīng)心知肚明，大災變絕不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它永遠都是人類歷史的組成部分。

當你每天都得考慮如何才能讓自己存活下來，大災變對你而言就不是什么新冒出來的威脅，而是持續(xù)不斷的存在性處境。或許學習如何在大災變中幸存并保有自身人性的最好方式，就是聆聽那些多個世紀以來業(yè)已有此經(jīng)歷的人們所講述的故事。

（本文作者David L. Pike系美利堅大學文學教授）

（翻譯：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