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消金界
頭部催收機構正在“秘密”尋求一場轉型。
“每個地區(qū)只有一到兩家調解中心，看誰能捷足先登?！辈簧購臉I(yè)者表示。眼下，他們正在與法院、仲裁委、司法局等積極溝通，紛紛申請成立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然而，金融糾紛調解中心在全國范圍內尚無統(tǒng)一的設立標準和作業(yè)標準。消金界了解到，一旦貿然大規(guī)模鋪開，很可能面臨未知的輿情風險。
01、“秘密”轉型
“我們6月份要擴成幾千人的團隊規(guī)模，”小林說。
眼下，他們正“悄悄”進行一場轉型，即申請設立“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小林所在單位是這個行業(yè)的縮影。頭部催收機構，要么正在找轉型方向，要么就在轉型之中。
這里所謂的“金融糾紛調解中心”，與此前某些借調解之名而行“反催收”的組織不同，是與地方法院、仲裁委、司法局等機構合作成立的，但其在全國范圍內尚無統(tǒng)一的標準。有的是由地方金融辦發(fā)起設立，大部分則是由催收機構自己申請。后者當地官方大多并不承認是官方組織，只負監(jiān)管責任。
因此，該類機構能否成立，首要看當地政策的接受度，看商務團隊能否說通當地政府。
企查查信息顯示，名字為“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的機構多達上百家，這些機構大多成立于2021年，且大多位于江西、河南以及西北一些地區(qū)。
小林稱，目前他們主要是在一些小城市布局，通常這些地區(qū)想要在司法方面“有點業(yè)績”。一旦合作達成，還會和當地仲裁委簽署分潤協議。
當然，這類業(yè)務，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脈”，要打通各層“關系”。
“沒關系辦不下來。”小陸所在的機構同樣在尋求轉型。他表示，“要與當地法院、仲裁委等做好溝通，需要司法廳或者司法局審批，再由民政廳或民政局許可等級?！?/p>
不同于小林所做的，僅僅打通仲裁委，還存在執(zhí)行難的問題，小陸更想打通當地法院關系。“如果沒調解成功，就能直接落實到訴訟、執(zhí)行環(huán)節(jié)，形成閉環(huán)?！毙×终f，“我們可能更看好一步到位?！?/p>
消金界了解到，大部分地區(qū)只有一到兩家調解中心。眼下，每個機構都想捷足先登，成為獨家合作者。但一些地區(qū)這類機構，在當地沒有先例的情況下，利益關系也較為復雜，并沒有明確得到官方的支持，還存在著政策風險。
02、回款率高達20%，從業(yè)者“打破了頭想轉型”
從業(yè)者大多認為，金融糾紛調解中心和傳統(tǒng)的催收有著本質上的差別。前者在制度方面更有保障，能夠保護消費者權益、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早在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關于人民法院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完善平臺設置，完善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指導，推進人民調解組織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建設。
此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jiān)會于2019年11月聯合印發(fā)的《關于全面推進金融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的意見》，建立完善金融糾紛調解組織，推動建立“一站式”金融糾紛解決機構。
“可用的資源不一樣，作業(yè)方式不一樣。”小陸稱，調解中心作為法院等多部門共同搭建的平臺，銀行、法院等機構會分別派出調解員，專人對接，專人駐點。作為“官方”的機構，對群眾來說公信力更高。
業(yè)內表示，經過前期測試，通過調解的案件，回款率通常是傳統(tǒng)催收的1.5-2.5倍。如果能聯合當地法院，催回率可高達20%。
以上海金融消費糾紛調解中心為例，公開信息顯示，中心目前建立了80家在滬金融機構工作站、24家異地金融機構工作站和5家區(qū)域工作站；調解案件可涉及銀行、消費金融、保險、融資租賃、期貨等諸多金融機構；協議金額超過8.7億元。
“我們現在是挑選業(yè)務來做，金融機構的認可程度很高?！眮碜陨虾＝鹑谙M糾紛調解中心的人士向消金界表示，“不管是甲方還是乙方，現在大家都打破了頭，想往這一方向轉型?！?/p>
03、催收行業(yè)被正名？
這些年，貸后“江湖”風波不斷。打擊暴力催收、掃黑除惡的政策雷霆萬鈞，還有“反催收聯盟”和“債務優(yōu)化師”的鬧劇層出不窮。
如今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的發(fā)起設立，是否意味著催收行業(yè)將得以正名？
當下由于各個地方政策不同，設立門檻也不同，大部分機構都在摸著石頭過河。盡管總的來看效果不錯，但問題也不少。
從性質上來看，金融糾紛調解中心應該是公益性機構，是中立性機構，是解決金融糾紛的第三方調解組織。
但在運營過程中，調解只是互聯網仲裁或起訴的前置環(huán)節(jié)。不少從業(yè)者認為，其運營邏輯和傳統(tǒng)催收還是一樣的。這就決定了，機構還是會背上營收壓力，作業(yè)過程中難免出現違規(guī)。
“其實這一模式幾年前就有公司在做了，后來因為作業(yè)中搞成了催收，就干不下去了。”小林稱，這一模式前期的成功率并不高。地方政府往往擔心輿情，一旦運營不當，調解中心就會被終止。
此外，由于涉及到地方管轄權等諸多問題，調解中心在展業(yè)過程中還存在一系列模糊地帶。
總的來看，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的成立，是對政策的積極響應，在社會治理方面有積極意義。它不僅能幫助催收機構有效利用法律資源，更加合規(guī)，也能幫助地方法院有效化解糾紛，解決一些懸而未決的難題，可謂一舉兩得。
不過，另一方面，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金融糾紛調解中心在全國范圍內尚無統(tǒng)一的設立標準和作業(yè)標準。在實際操作中也出現過違規(guī)的案例。一旦大規(guī)模鋪開，可能面臨著未知的輿情與法律風險，在推廣中還需要更加審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