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劉婷

近十年來，中國面臨的國際貿易摩擦日益增多，在歐美保護主義不斷升溫的背景下，中國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對象。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講席教授、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鞠建東指出，局部重建亞洲市場是破解美歐借貿易保護主義打壓中國的一個關鍵點。

他在接受界面新聞專訪時指出，中美乃至中歐貿易爭端的本質是世界秩序的重構。2012年以來，全球價值鏈發(fā)生了變革，從原來美國主導的亞太價值鏈和德國主導的歐洲價值鏈的兩極格局，轉變成三足鼎立的結構，即：中國主導的亞洲價值鏈，美國主導的北美價值鏈，以及德國主導的歐洲價值鏈。但與之不匹配的是，全球治理體系尤其是經濟治理體系仍由美國主導，這種世界秩序的基本矛盾會反映到方方面面。

“現在的世界秩序需要反映已經被改變的世界經濟結構，也就是三足鼎立的秩序，這種秩序有利于中國、有利于美國，更加有利于一直尋求自主的歐洲?！本辖|說。

他進一步表示，在推動形成中美歐三足鼎力的世界秩序的過程中，關鍵點在于局部重建亞洲市場。

“對于中國來說，我們需要找到和中國市場聯系比較緊密、同時經濟蓬勃發(fā)展的地區(qū)，重新構建一個中國主導的也符合大部分國家利益的市場規(guī)則?！本辖|說，這個規(guī)則很大程度上可以借鑒世貿組織（WTO）規(guī)則。

“這些規(guī)則是美國主導在全球構建的，但美國親手把它打碎了。中國沒有實力在全世界重構WTO規(guī)則，但我們可以局部重建，這也是我說的，這個亞洲市場規(guī)模是20億到25億人口，而不是60億、70億人口的原因。”

鞠建東強調，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需要“不稱王”，既不試圖取代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也不與美國共治。

“取代美國霸權不可行、沒好處，也不應該。不可行是因為實力還不夠，沒好處是對中國得不償失，不應該是對世界得不償失?！本辖|說，而所謂的“中美共治”類似于“趨同論”，其本質是要求中國放棄獨立的經濟、技術、金融制度，而與美國綁定，這不是中國的最優(yōu)選擇。

鞠建東長期研究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與產業(yè)組織，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常駐學者、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院長，也是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經濟系終身教授、中國國際貿易研究會主席。他在近期出版的新書《大國競爭與世界秩序重構》中闡述了當前三足鼎立的世界經濟格局，并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壟斷利潤原理、分工固化增長陷阱原理、雙輪驅動模型等理論。該書基于作者在清華大學開設的本科生通識課程“中美貿易爭端與全球化重構”以及數十年的專業(yè)研究、教學與親身經歷編寫而成，為普通大眾提供理解國際貿易爭端與金融秩序的科學視角。

以下為采訪實錄，刊發(fā)時有編輯。

貿易爭端的背后是世界秩序的重構

界面新聞：這一輪輪貿易爭端的背后或者本質是什么？中歐和中美爭端的有何異同？

鞠建東：我認為本質是世界秩序的重構。國家間的貿易爭端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需要從整體-局部利益、長期-短期利益來分析。短期看，歐洲是要保護自身汽車行業(yè)價格，長期看，則是希望吸引中國投資幫助它實現產業(yè)升級。

現在的中歐爭端首先是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貿易摩擦，與2009年前后的中歐貿易摩擦有相似之處，都是為了保護內部市場，但同時它又帶有長期性和整體性。從整體性方面看，中國在制造業(yè)尤其是新能源行業(yè)的崛起，使得歐洲汽車制造等產業(yè)的全球壟斷地位受到沖擊，所以歐洲需要保護這種壟斷地位。從長期利益出發(fā)，中國的產業(yè)升級也對歐洲的產業(yè)升級帶來了沖擊。

以新能源為例，其實新能源這面大旗是歐洲最先舉起來的，這其中既有應對氣候變化的考慮，也有實際利益的考慮，即歐洲意識到自己在信息產業(yè)的第三次工業(yè)革命中落后于美國，希望通過新能源產業(yè)的崛起，來重新獲得制造業(yè)的領先地位。但是中國后來居上，在新能源領域遙遙領先，從這個長期利益出發(fā)，歐洲也希望能夠抑制中國的產業(yè)升級來保護自己的產業(yè)升級。

與中歐摩擦不同的是，中美爭端更具嚴重性。對于中美來說，一開始我們以為只是貿易摩擦，但是隨著局勢發(fā)展，中國認識到其本質是世界秩序的重構，這也是與歐洲不太一樣的地方。中美方面，不是說中國要去爭奪美國的領導權，而是中國的發(fā)展本身對美國來說影響了美國對世界霸權的掌控。但歐洲本來就不是世界霸權，在這個方面是有本質區(qū)別的。

界面新聞：既然歐洲在全球沒有像美國一樣的主導地位，中歐爭端為什么也可以用秩序重構來解釋？

鞠建東：首先歐洲是已有國際秩序的一個重要部分，也就是美國所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一環(huán)。但是2000年以后，主要是從2012年開始，全球價值鏈這個經濟基礎結構發(fā)生了變革，從原來美國主導的亞太價值鏈和德國主導的歐洲價值鏈的兩極格局，轉變成三足鼎立的結構，即：中國主導的亞洲價值鏈，美國主導的北美價值鏈，以及德國主導的歐洲價值鏈。

但與之不匹配的是，現在的全球治理體系尤其是經濟治理體系還是由美國來主導，這個是世界秩序的基本矛盾，它會會反映到方方面面。中歐方面，也有從既有秩序向新秩序轉變帶來的沖擊的因素。

另一方面，歐洲的保護政策很有意思，實際上是通過關稅手段來推動招商引資。歐洲是通過提高關稅，希望重組全球新能源行業(yè)的生產結構。就是說，他不太希望進口中國產品，但是希望引進中國的技術和投資，從而在歐洲本土實現其產業(yè)升級的目標。這跟20多年前中國所采用的招商引資的方法有點“異曲同工”，但是我們在產品市場上是開放的，沒有對進出口方面的保護。

構建亞洲共同體是破解之道

界面新聞：中美大國競爭看起來似乎是避無可避。那在這種競爭中，決定性因素有哪些？

鞠建東：中國能不能構建一個以中國市場為核心的20億到25億人口規(guī)模的亞洲市場，也就是構建亞洲共同體，這是破解美歐打壓中國的一個關鍵點。

既然本質是世界秩序之爭，我不一定非要跟你對打“關稅牌”。你可以與中國脫鉤，但與亞洲脫鉤就很難，所以我們需要建立自己的根據地。

界面新聞：所以這也是中國加入RCEP（“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區(qū)域性自貿協定的一個意義？

鞠建東：不是。RCEP也好，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也好，這些都不是中國主導的，也不能完全反映中國新近出現的參與新秩序構建的訴求。比如，我們想要突破美國的技術封鎖、芯片戰(zhàn)爭，但這樣的訴求在RCEP里面都得不到。

目前的亞洲秩序主要是美國和日本主導，中國要重起爐灶，首先要想清楚我們到底要什么。

對于中國來說，我們需要找到和中國市場聯系比較緊密、同時經濟蓬勃發(fā)展的地區(qū)，重新構建一個中國主導的也符合大部分國家利益的市場規(guī)則，也就是WTO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是美國主導在全球構建的，但美國親手把它打碎了。中國沒有實力在全世界重構WTO規(guī)則，但我們可以局部重建，這也是我說的，這個亞洲市場規(guī)模是20億到25億人口，而不是60億、70億人口的原因。

過去多年，我經常會遇到西方專家。他們經常會問，在中美競爭中，美國的訴求其實很簡單，就是要世界霸權，但是中國要什么？是要挑戰(zhàn)美國的世界霸權嗎？我在新近出版的《大國競爭與世界秩序重構》一書，提供了非常明確的回答：我們要的是三足鼎立的世界秩序。

現在的世界秩序需要反映已經被改變的世界經濟結構，也就是三足鼎立的秩序。這種秩序有利于中國、有利于美國，更加有利于一直尋求自主的歐洲。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需要“不稱王”，這有兩個含義，一是不試圖取代美國的世界霸權，二是不與美國共治。首先，取代美國霸權不可行、沒好處，也不應該?！安豢尚小笔且驗閷嵙€不夠，“沒好處”是對中國得不償失，“不應該”是對世界得不償失。所謂“中美共治”是不改變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中國只是作為美國實力的補充，幫助美國管理世界，也就是類似“趨同論”，要求中國放棄獨立的經濟、技術、金融制度，而與美國綁定，這不是中國的最優(yōu)選擇。

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是重中之重

界面新聞：《大國競爭與世界秩序重構》一書中，有一個觀點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就是您認為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可以與美元分擔戰(zhàn)爭風險。您能和我們再多分享一些這方面的內容嗎？

鞠建東：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在重構世界秩序的中美競爭中，產業(yè)競爭、技術競爭、軍事力量這些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人民幣國際化，而這一點恰恰被大家忽略了，這個話題的討論也不夠充分。

美國的世界霸權主要有三方面的支撐：軍事、技術、美元。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元。多任美國總統都明確說過，美國的最核心利益是美元。但是2018年之后，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基本矛盾，即全球價值鏈三足鼎力的結構與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匹配的矛盾越來越尖銳。

我為什么說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是世界和平的必要條件？從理性方面分析，戰(zhàn)爭其實是一個權衡收益后的選擇。回顧歷史，當收益大于成本時，美國就可能不惜發(fā)動沖突。比如，1999年的科索沃戰(zhàn)爭，最重要的出發(fā)點就是保護美元。只要世界有動蕩，資本就會流向美元資產。

若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則美元依然是世界貨幣，美元計價的資產是避險資產。當軍事沖突發(fā)生時，全球資產就會流向美國，進而支持美國及其盟友的經濟、技術與軍事實力。若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則軍事沖突所帶來的風險對于中美雙方是對稱的，即風險主要由軍事失利一方承擔，全球資金將會從失利方流向獲利方。在這一情境下，為了避免金融危機進一步帶來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美國有可能尋求與中國停止沖突，實現合作。在美國愿意停止沖突，走向和平的前提下，中國也可能“以貨幣合作換和平”，制止美元崩潰的趨勢，從而逐步實現國際貨幣體系從美元主導向三足鼎立的多元國際貨幣體系的和平轉換。

我當然理解人民幣國際化是件很難的事情。比如，人民幣要成為國際貨幣，首先需要開放資本賬戶，這會帶來一系列的風險，比如資本外流。但我想說的是，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是比技術利國更重要和迫切的事情，是繞不開的一步，我們需要首先下定決心。

此外，我還想強調的是，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美元也不復現在這么強勢的世界霸權貨幣地位，這對美國也是有好處的。美元回歸本位，美國經濟結構更加健康，這對普通美國民眾才更友好。因為美元作為霸權貨幣帶來的利益主要觸及華爾街、金融大鱷等富人階層，對于很多根本沒有股市賬戶的美國普通老百姓來說，其實獲益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