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音樂先聲 丁茜雯

編輯 | 范志輝

K-Pop又變天了。

6月10日，女團ILLIT所屬社BELIFT LAB發(fā)布一則視頻，質疑New Jeans抄襲BLACKPINK、BTS、宣美、墨西哥女團Jeans等十余組藝人概念，而這也被看作是為近期 ADOR廠牌代表閔熙珍指控ILLIT抄襲New Jeans爭議的回應。不過，即便“大點兵”羅列，但卻收效甚微，該視頻點踩比自昨日發(fā)布以來已超過92%，YG前創(chuàng)意總監(jiān)更是發(fā)文打假，稱與BLACKPINK造型“完全不一樣”。

不過，即便“大點兵”羅列，但卻收效甚微，該視頻點踩比自昨日發(fā)布以來已超過89.8%，YG前創(chuàng)意總監(jiān)更是發(fā)文打假，稱與BLACKPINK造型“完全不一樣”。（這段更新數(shù)據時刪漏了，可忽略）

不過，作為“一母同胞”的兩組廠牌，這一內斗也令剛憑借5萬億韓元（約36.31億美元）資產總額正式躍入韓國財閥隊伍前十名、創(chuàng)下K-Pop乃至整個韓國娛樂行業(yè)首個案例的母公司HYBE被推上風口浪尖，而關于ILLIT、TWS數(shù)據造假傳聞也再度被翻舊賬。

據韓媒報道，近期隨著爭議不斷，圍繞著HYBE、ADOR乃至整個K-Pop行業(yè)所談及的關鍵詞中，數(shù)據造假已是備受關注的焦點。

早在5月，閔熙珍便透露，HYBE曾試圖勸其在New Jeans《Get Up》發(fā)行時提前注水10萬張專輯銷量，借此來打破另一女團aespa的專輯銷量初動記錄，“這是欺騙股東和成員、資本市場、粉絲群體的行為，HYBE的最大問題是延續(xù)著現(xiàn)有業(yè)界的病，毫無批判意識地繼承不道德行為”。

不過，正如閔熙珍所言，數(shù)據造假這一“弊病”在K-Pop已然大行其道。

有韓國業(yè)內人士便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K-Pop產業(yè)試圖利用數(shù)據來證明市場成功的做法，已經成為影響K-Pop發(fā)展的主要原因。而HYBE，也不過是“皆為利者”中的一員。

被數(shù)據崇拜殺死的K-Pop

事實上，不管是內娛還是K- Pop，流量為王的數(shù)據導向結果始終占據著高地，而這一粗暴且普遍的分類方式，也從音源、專輯銷量再到各類排名以數(shù)據來量化藝人、粉絲。

隨著K-Pop全球化腳步的加快，促使這一產業(yè)無限加速、擴大，使用諸如“全球第一”、“亞洲第一”、“K-Pop首次”等數(shù)字紀錄用來指代某一偶像，也成為上至資本、下至粉絲的攀比單品。

如上文所述，New Jeans與aespa所爭奪的專輯銷量初動紀錄便是如此，這決定著新一代女團紀錄，以及率先出線拿下女團登頂交接棒候補名額的歸屬。

這些數(shù)據，也同樣成為衡量藝人偶像生涯成功與否的最大標準，更代表了一個偶像商品是否成功推向了目標市場。比如2019年，在闖美熱潮中處于下風的SM娛樂便推出了由原SHINee、EXO、 NCT等旗下組合部分成員集結而成的限定組合“SuperM”，試圖以人氣成員的強強聯(lián)手來快速打入美國市場。而“亞洲歌手首個出道專輯便登頂Billboard”紀錄，也令其在捷徑中達成有效“闖美”。

盡管這種做法頗為急功求成，卻為當時尚未擁有出色闖美案例的SM娛樂打上一劑強心針，以至于SuperM后續(xù)以“捆綁銷售”的方式持續(xù)影響B(tài)illboard榜單，最終也成為導致Billboard不得不進行榜單改版的因素之一。

不僅如此，藝人偶像專輯銷量、音源排名，乃至演唱會動員人數(shù)規(guī)模、藝人品牌價值排名等，均是影響背后經紀公司股價的關鍵所在，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情況比比皆是。比如在2022年，BTS宣布暫停一切活動休團后，HYBE股價當日較前一交易日大跌24.87%，當天在盤初一度下跌27.98%至每股13.9萬韓元，創(chuàng)下52周最低值。

本質上，K-Pop的核心本應該是音樂產業(yè)，但相比于各大高含金量排行榜上的排名以及對股市的影響，音樂作品的質量問題反而被忽略。過于強調數(shù)據的重要性，也令不少偶像音樂作品在粉絲經濟的強力消費下產生“虛假繁榮”，參差不齊的歌曲質量、注水行為也與所謂的可量化數(shù)據不成正比。

比如近期，aespa、IVE、NCT等均收到歌曲“難聽”、不符合大眾審美的吐槽，但卻也因粉絲刷榜、打投一位等托舉，強行逆轉一定收聽；而在今年2月，HYBE旗下廠牌Pledis所推出的新人男團TWS便被指控出道曲《Plot Twist》疑似音源造假、專輯銷量造假，其音源在韓國音源網站Melon更呈現(xiàn)出詭異走勢，還在下雨、球賽、周末這種韓國慣常所有歌曲都逃不過大跌收聽的場景中，一路輕松逆跌，更是引發(fā)大眾猜疑。

即便造假傳聞?chuàng)渌访噪x，但TWS卻無疑成為了今年K-Pop認知度頗高的一組新人，還也在近期力壓(G)-IDLE爆曲《Fate》摘得今年Melon實時年冠。如網友所言，“假不假已經無所謂了，P社（Pledis）敢這么注水明顯估計是為了熱度，現(xiàn)在目的已經達到了”。

這也直接導致，K-Pop的推廣重心已經不在音樂本身，更多是運營與偶像音樂作品、藝人相關的可量化指標。比如所謂的音源、專輯銷量注水，最終指向的均為打歌節(jié)目一位、頒獎禮獎項，以及在“快銷品”K-Pop中迅速占據一席之地，并在短期內產出回報價值。

而這種過度關注結果的做法，也令如今的K-Pop在注水造假的需求中愈加猖狂，不僅大量延長偶像回歸打歌宣傳期，更是頻繁加碼專輯簽售期來“還債”回購銷量。

所謂的專輯回購，指的是專輯流通、銷售方大規(guī)模購買偶像專輯發(fā)行一周的初動銷量，繼而再通過簽售會、捆綁銷售等形式進行補償，“簽生簽死”也令粉絲不斷加大專輯購買量進行“賭博”中簽。比如去年，NMIXX便舉辦了高達90多場簽售，共計8個月，這也被指是為還清初動紀錄的回購銷量。

事實上，在早期的K-Pop文化中，初動并不是衡量偶像成功與否的概念，但自從專輯初動銷量成為判定K-Pop偶像紅與不紅的入門參考后，其便成為了K-Pop系統(tǒng)中最為公司、粉絲在意的硬性指標，粉絲之間的攀比競爭也愈發(fā)激烈，進而影響到工廠流水線化專輯制作、高強度簽售，如此形成惡性循環(huán)。如閔熙珍所言，“專輯回購后，也不知道數(shù)值是因為什么而上升，市場變得不正常，持續(xù)上升后，股票市場也變得不正?！?。

今年5月，韓檢方便對涉嫌利用大量購買的IP等方式在韓國主要音源網站重復15個音源172萬次進行注水的某演藝公司代表提起訴訟；而在2018年，韓媒便曾曝光一起牽扯到中韓兩地的“音源回購”事件，從事回購業(yè)內人士的數(shù)百臺手機、電腦中控制著大量韓國音源網站賬號，以對委托造假的歌曲進行反復播放和下載，1億韓元便可購買到1萬個賬號。

久而久之，在過度關注數(shù)據的氛圍中，造就了以數(shù)據指標強行將偶像捧至”Next Level“的局面， 導致K-Pop始終是在流水線量產可復制的“速食面”，魯莽地進行擴張，無法擺脫偶像音樂的單一性。正如當下，新人女團ILLIT、BADVILLAIN均陷入了音樂作品、風格、概念等如法炮制New Jeans、BABYMONSTER的爭議之中。

或許正如韓媒犀利指出那般，“目前為止，我們評估K-Pop的方式一直集中在‘所做過和取得過的成就’，就像我們沉溺在奇跡中一樣”。

為何K-Pop癡迷于“數(shù)據成功”？

需要注意的是，關注藝人、音樂作品產生的數(shù)據成績并非是K-Pop獨有的，但相對來說，K-Pop對于數(shù)據成功化的迷戀更為嚴重。

一方面，在可視化的數(shù)據主導下，專輯銷量、MV播放量、音源收聽量等數(shù)字可作為支撐偶像成功與否的有形標志，量化不可量化的成功偶像案例，則是K-Pop急于探索的必需路徑。

也正是因此，BTS、BLACKPINK、New Jeans等全球偶像作為模板，也引發(fā)了全方位的復刻，也令K-Pop產業(yè)傾向于過度“神化”制作人的權利，而擁有一定成功案例支撐的制作人則掌握了更高的話語權。比如李秀滿在aespa出道初期，便強行將其推動的“種樹”融入aespa概念宇宙，也因此出現(xiàn)難以令aespa成員接受的奇怪歌詞。

而MOMOLAND前成員Daisy便曾在退團后表示，“我們（藝人）沒有太多的創(chuàng)意空間，因為（制作人）會有一個完整的計劃，一切都考慮好再交給你（藝人），我們對我們想做的事沒有發(fā)言權”。同樣的，SECRET NUMBER退團成員Denise也曾提到，就算是服裝造型也是如此，握有成功“履歷”的制作人、高層會強制藝人造型改變到“他們喜歡的程度”，“我曾經為我的造型師感到難過，即便我知道他們有一個想要的形象和概念，但應該術業(yè)有專攻”。

從商業(yè)上，這種過度依賴某一制作人的現(xiàn)象情有可原。對于部分經紀公司而言，自行選秀、扶持新制作人，以及尋找不同外包制作人合作具有更高的不確定性，而選擇已經通過市場數(shù)據檢驗的制作人，無疑也降低了一定的投資風險性。

對此，K-Pop業(yè)內人士也指出，對于制作人報以盲目的信任和依賴，也是因為K-Pop難以擺脫操縱數(shù)據的快感，“一連串的BTS、BLACKPINK奇跡令局外人認為是全K-Pop的正?，F(xiàn)象，數(shù)據的輕微下降就會讓局外人大驚小怪，仿佛世界末日”。

比如在去年，Stray Kids便曾創(chuàng)下《5 STAR》專輯銷量460萬紀錄，但來到11月，《樂 STAR》則下降至370萬張。這也令由Stray Kids部分成員組成、負責組合專輯制作的制作人團隊“3RACHA”遭受部分粉絲指責，認為其難以產出符合大眾化審美的音樂作品，更是一度占領“難聽”熱搜輿論。

另一方面，基于K-Pop“僧多粥少”的過度飽和所帶來的激烈競爭，數(shù)據也成為了衡量偶像藝人價值的主要依據，尤其是打破紀錄、達到里程碑，也在提高認可度的同時，也為經紀公司帶來潛在利益的傍身憑證。

比如K-Pop月度偶像個人品牌價值排名便是如此，像是今年4月，即便深陷抄襲、造假等負面爭議，但在潑天的熱度中，出道不足月余的ILLIT多位成員卻成功登上當月女性偶像個人品牌價值排名前列，其中Wonhee更是空降首位，成為第一個拿下品牌評價第一的六代女偶像。

而為了延續(xù)數(shù)據價值且能夠長期變現(xiàn)，不管是頭部還是中小型企劃社，廠牌的多元化建設也成為了重要的存在。

比如HYBE初期的激進擴張吞并，便是以投資組合中的產品越成功，就越容易說服投資者其在證券市場上市的價值。但值得注意的是，HYBE是頭部梯隊中唯一將藝人放權制作人廠牌的經紀公司，即藝人分屬各廠牌簽訂獨家合同，廠牌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排他性。比如New Jeans與ADOR均為獨家合同，換言之，其均并非HYBE直屬資產。

這也就使得制作人能夠掌控廠牌商業(yè)化、藝術性，甚至一度因單一制作人的亮眼數(shù)據影響整個經紀公司的標簽。比如眼下，閔熙珍所抗議的ILLIT抄襲行為便是如此。畢竟，多廠牌系統(tǒng)的目的應該是加強每一個廠牌的獨特性，令其能夠吸引到不同流派領域的廣泛消費者，如若只追求片面復刻成功案例，雖然能夠暫時帶來一定的高回報，但卻難以長期存在。說白了，圍繞在對于“數(shù)據神話”的執(zhí)著所產生的廠牌矛盾，也意味著缺乏建立適合的風險管理以及廠牌運營的系統(tǒng)治理。

此外，相較于上游市場，粉絲經群體重視數(shù)據競爭，更大程度上也是源自于能夠建立與偶像羈絆的需求。這種為實現(xiàn)某一打榜目標、收聽或是播放目標等數(shù)據的集體意識，也成為粉絲表達對偶像支持、奉獻的可見、可量化的方式。

不過，隨著粉絲圈層大量以建設數(shù)據為己任，也有粉絲指出，稱“還記得熱切討論K-Pop音樂概念、舞蹈編排、聲樂能力的時候嗎？有關于某首歌喚起的情感對話，也有對MV背后的藝術鑒賞等等，但現(xiàn)在為什么圍繞音源收聽、YouTube瀏覽量、圖表排名、社交媒體粉絲量等‘數(shù)字游戲’占據了所有粉絲場景？”

回過頭來看，以數(shù)據為中心的產業(yè)循環(huán)弊端早已出現(xiàn)，這種不健康的惡性循環(huán)更是早已存在數(shù)十年。關于偶像音樂作品是否值得被提名獎項，亦或獲得何種榮譽，并非是依據作品質量或創(chuàng)新，而MV、音源、專輯等數(shù)據也在可操作的造假注水中逐漸失去意義。

而如何從百萬銷量、亞洲第一等數(shù)據執(zhí)念中退出一步，也是K-Pop需要面對的問題。畢竟，隨著MV的YouTube播放量人工干預愈加常見已然失去權威性，而Spotify、Billboard等平臺、榜單也在為杜絕造假行為蔓延不斷革新標準。

歸根結底，K-Pop的可持續(xù)性發(fā)展，最終還是要依托于音樂作品，而非僅粉絲可見的數(shù)據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