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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教授獲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關注女性就業(yè)和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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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教授獲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關注女性就業(yè)和性別歧視

克勞迪婭·戈爾丁認為,避孕藥的可獲得性對女性的就業(yè)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2023年10月9日,瑞典斯德哥爾摩,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記者 王玉

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周一宣布,將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哈佛大學教授克勞迪婭·戈爾?。–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對女性勞動經濟學研究的貢獻。

諾獎評審委員會在新聞稿中指出,戈爾丁首次全面闡述了幾個世紀來女性收入和就業(yè)的變化,并指出了造成這些變化的原因以及勞動力市場依然存在性別歧視的主要根源。

戈爾丁1946年出生于美國紐約市,是哈佛大學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終身教授,在性別歧視、教育發(fā)展史和工資結構差距演化等方面頗有建樹,一直被學術界認為是諾獎經濟學獎的有力競爭者之一。中國學術期刊《經濟學動態(tài)》2011年發(fā)文指出,戈爾丁的研究特點是利用大量的歷史數(shù)據(jù),結合計量經濟學等方法進行實證研究,通過過去的視角來分析當前的問題,以便得出更具有實際意義的結論。

比如,傳統(tǒng)觀點認為,教育和職業(yè)選擇是造成男女收入差異的主要原因。然而,戈爾丁的研究表明,男女收入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從事同一職業(yè)的男性和女性之間,而且很大程度上在女性首次生育時出現(xiàn)。

再比如,二十世紀以來,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不斷提高,在許多高收入國家,女性受教育程度甚至顯著高于男性。戈爾丁認為,加速這一革命性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避孕藥的可獲得性,由此,女性獲得了更多職業(yè)規(guī)劃的機會。

她在《避孕藥的力量:口服避孕藥和婦女職業(yè)以及婚姻的決定》一文中指出,1960年,避孕藥的使用得到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部門的批準后,迅速在已婚女性中普及。隨后,各個州都降低了未經父母同意獲得避孕藥的最低法定年齡,促使避孕藥在單身女性中的廣泛使用。根據(jù)其對未婚女性避孕藥使用情況的調查,女大學生服用避孕藥的比例上升幅度最大。1970年,大一新生中女生占比只有10%,且其中約有一半在23歲之前就已經結婚;到了1980年,大一新生中女生占比提高到35%,只有不到30%的女生在23歲之前結婚。

戈爾丁進而指出,避孕藥降低了女性懷孕的可能性,進而提高了女性初次結婚的年齡。避孕藥在未婚女性中的廣泛使用也降低了女性長期職業(yè)投資的成本,提高了受教育女性的比例,有更多女大學生進入到勞動力市場,促進了女性就業(yè)。

此外,戈爾丁的研究還指出,女性工作經驗的變化也會影響女性對男性的工資比率。從1890年到1900年,女性工資水平相當于男性的46%,1940年上升到60%,1950到1980年保持在60%左右。戈爾丁認為,二十世紀前40年女性對男性的工資比率上升,有一半的原因可以用女性工作經驗增加來解釋,其他原因可能還包括制造業(yè)提供了更多女性就業(yè)機會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等。

她還分析了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幾個因素。從人事管理實踐的演變過程來看,企業(yè)發(fā)現(xiàn)雇傭那些有家庭責任的工人(例如有孩子的年輕女性)是有益的;而且男性逐漸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女性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工作。

“了解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角色對社會很重要。由于克勞迪婭·戈爾丁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我們現(xiàn)在對潛在因素和未來可能需要解決的障礙有了更多的了解。”諾獎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說。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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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教授獲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關注女性就業(yè)和性別歧視

克勞迪婭·戈爾丁認為,避孕藥的可獲得性對女性的就業(yè)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2023年10月9日,瑞典斯德哥爾摩,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記者 王玉

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周一宣布,將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哈佛大學教授克勞迪婭·戈爾?。–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對女性勞動經濟學研究的貢獻。

諾獎評審委員會在新聞稿中指出,戈爾丁首次全面闡述了幾個世紀來女性收入和就業(yè)的變化,并指出了造成這些變化的原因以及勞動力市場依然存在性別歧視的主要根源。

戈爾丁1946年出生于美國紐約市,是哈佛大學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終身教授,在性別歧視、教育發(fā)展史和工資結構差距演化等方面頗有建樹,一直被學術界認為是諾獎經濟學獎的有力競爭者之一。中國學術期刊《經濟學動態(tài)》2011年發(fā)文指出,戈爾丁的研究特點是利用大量的歷史數(shù)據(jù),結合計量經濟學等方法進行實證研究,通過過去的視角來分析當前的問題,以便得出更具有實際意義的結論。

比如,傳統(tǒng)觀點認為,教育和職業(yè)選擇是造成男女收入差異的主要原因。然而,戈爾丁的研究表明,男女收入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從事同一職業(yè)的男性和女性之間,而且很大程度上在女性首次生育時出現(xiàn)。

再比如,二十世紀以來,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不斷提高,在許多高收入國家,女性受教育程度甚至顯著高于男性。戈爾丁認為,加速這一革命性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避孕藥的可獲得性,由此,女性獲得了更多職業(yè)規(guī)劃的機會。

她在《避孕藥的力量:口服避孕藥和婦女職業(yè)以及婚姻的決定》一文中指出,1960年,避孕藥的使用得到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部門的批準后,迅速在已婚女性中普及。隨后,各個州都降低了未經父母同意獲得避孕藥的最低法定年齡,促使避孕藥在單身女性中的廣泛使用。根據(jù)其對未婚女性避孕藥使用情況的調查,女大學生服用避孕藥的比例上升幅度最大。1970年,大一新生中女生占比只有10%,且其中約有一半在23歲之前就已經結婚;到了1980年,大一新生中女生占比提高到35%,只有不到30%的女生在23歲之前結婚。

戈爾丁進而指出,避孕藥降低了女性懷孕的可能性,進而提高了女性初次結婚的年齡。避孕藥在未婚女性中的廣泛使用也降低了女性長期職業(yè)投資的成本,提高了受教育女性的比例,有更多女大學生進入到勞動力市場,促進了女性就業(yè)。

此外,戈爾丁的研究還指出,女性工作經驗的變化也會影響女性對男性的工資比率。從1890年到1900年,女性工資水平相當于男性的46%,1940年上升到60%,1950到1980年保持在60%左右。戈爾丁認為,二十世紀前40年女性對男性的工資比率上升,有一半的原因可以用女性工作經驗增加來解釋,其他原因可能還包括制造業(yè)提供了更多女性就業(yè)機會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等。

她還分析了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幾個因素。從人事管理實踐的演變過程來看,企業(yè)發(fā)現(xiàn)雇傭那些有家庭責任的工人(例如有孩子的年輕女性)是有益的;而且男性逐漸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女性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工作。

“了解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角色對社會很重要。由于克勞迪婭·戈爾丁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我們現(xiàn)在對潛在因素和未來可能需要解決的障礙有了更多的了解?!敝Z獎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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